跨国人才流动：研究范式的演进与重塑
跨国人才流动：研究范式的演进与重塑
口高子平
内容摘 要在农业经济时代，伴随着零星的跨国人才流动，形成了Diaspora研究范式；自近代工业化以来，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人才的跨国流动趋于频繁，甚至成为国家间重要的争夺对象。相应地，针对主要基于经济目的的国际人才流动现象，逐步形成了BrainDrain研究范式。二战以来，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对峙使两种范式都陷入了逻辑困境，以至于始终只能解释现象，却不能解决问题。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和信息化加速推进，知识经济初露端倪，在世界范围内深刻地改变了人才跨国流动的方向、方式和方法，这就要求基于全新的经济社会形态背景，探寻国际人才流动全新的研究范式。关键词跨国人才流动研究范式DiasporaBrainDrain人力资本作者高子平，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博士后。（上海：200235）
Diaspora研究范式和BrainDrain研究范式异曲同工地诠释了跨国人才流动现象，但始终未能改变人才的单向度跨国流动。如今，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上述两种研究范式均陷入了逻辑困境，与知识经济社会的宏观背景和发展趋势严重脱节，需要在反思和总结的基础上．探讨研究范式转换的可能性和现实路径；
Diaspora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
在农业经济时代，作为最重要的劳动对象，土地既不可流动，也不可叠加，相应地，在土地之上的劳动者主要是靠天吃饭、靠地居住，而不能人为地扩大生产规模，改变生产节奏。严格地讲，分散性的居住方式和原生态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才的地位与作用，人的才能还不能成为独立的经济发展要素，人才流动也不具有经济要素的涵义．所能发生的跨国人才流动往往是被动的、偶然的、小规模的，多数是自然灾害、军事冲突、宗教迫害等的伴生物。仅有的相关研究也笼罩了浓浓的悲情色彩，这就是所谓的Diaspora研究范式。
作为当初被巴比伦奴役与驱逐的一种历史记忆与反映，Diaspora不仅指其离散之地及其离散之人，还指其离散过程及被迫离散之后的行踪。-1l这种历史记忆规定了Diaspora的内涵，使其具有典型的地理心理学和宗教社会学的双重意蕴，并逐步形成了最古老的移民研究范式，其中包括四个方面的要素，即被迫离散、历经迫害、受害者心态和回迁意愿。2这里不妨称之为犹太教的Diaspora研究范式。随后，基督教徒继承了Diaspora的神圣性，但颠覆了它的现世价值。基督徒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将原先救世论的内涵置换为末世论的内涵，形成了完全不同的说教。按照基督教的诠释，基督徒作为上帝的“选民”，散布在地球各处，处于一种“diaspora”状态，承担着自觉传播耶稣福音的宗教文化使命，作为“上天之城”的天堂（而不是尘世间的耶路撒冷）才是所有这些“选民”真正的家。这种“末世论”色彩淡化了犹太教徒被迫迁离“希望之乡”的悲情和对凡世中的迁出地的眷念。而且，十字架下的diaspord不仅具有“上帝的选民”的身份，还增加了一个重要身份：救世。拿破仑铁蹄所到之处立即建立天主教堂，英殖民者所到之处立即树王旗，这些都是对diaspord的经典式注解，并形成了基督教的Diaspora研究范式。
早期关于Disapora范式的探讨中，属于犹太移民那样的“牺牲品类型的移民”，主要是血缘基础、宗教文化层面的范畴，与后来的劳务移民、帝国扩张过程中的拓殖移民、商贸移民、文化移民、难民等有着本质的区别。相应地，Diaspora理论几乎是最早的关于跨国移民（包括当时代的特定类型的人才）与自己的祖国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理论，并最终演变成了一种综合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但从国际、国内学术界的理论研究来看，直到1960年代，Diaspora才逐步成为专门研究跨国人才流动的研究范式，并伴随着IndianDiaspora、AfricanDiaspora在全球各地的杰出表现而备受瞩目。工业经济时代：研究范式的演进与分化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才的跨国流动伴随着“先发”与“后发”地区之间巨大差异的长期困扰，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及相应的研究范式。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后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人才吸引力显然不够。从中国到南亚，从非洲到加勒比，大批的社会精英背井离乡到工业化国家谋生。无论是基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还是这些海外精英自身的漂泊境遇与心态，都与海外犹太人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从而使犹太教徒的Diaspora研究范式泛化，泛指大批迫于生计而离开故土的精英。1965年，GeorgeShepper-son在达累斯萨拉姆的一个关于非洲移民史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AfricanDiaspora”这一概念。到1970年代中期，针对全球各地非裔人才的崛起和成功，以及非洲本土严重的人才外流现象，非洲学者广泛使用“AfricanDiaspora”一词，但主要强调了一种悲情色彩，至于非洲故土曾否具有过或者是否依然具有向心力，触及甚少。1985年，Bilimoria第一次使用了“HinduDiaspora”概念。“1986年，正式出现了英语词汇“IndianDiaspora”，随后广泛使用。至此，Diaspora进一步被简化为“任何在所处政治实体中没有自己土地的种族结合体”，从而使族裔元素成为了最主要的辨别标准，跨国人才流动与国家利益增损之间的关系问题被提上了议程。随即，这种声音不断从非洲、南亚、东亚、加勒比地区传出，以至于海外人才回归故土、“报效祖国”成为不需作任何解释的神圣职责。
需要强调的是，近代殖民帝国（基督教世界）的海外拓殖过程与犹太教徒及殖民地历史上的Diaspora形成过程有着本质的区别，通过拓殖而在新的地理空间落地生根，以征服者和主人的身份鸠占鹊巢，其背后有着相对强大而不是虚弱的祖国充当保护伞，在新地域根本不可能产生“二等公民”等受害者心态，更不可能以“拯救祖国”或“振兴祖国”为己任。近代历 《跨国人才流动：研究范式的演进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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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高子平
内容摘 要在农业经济时代，伴随着零星的跨国人才流动，形成了Diaspora研究范式；自近代工业化以来，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人才的跨国流动趋于频繁，甚至成为国家间重要的争夺对象。相应地，针对主要基于经济目的的国际人才流动现象，逐步形成了BrainDrain研究范式。二战以来，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对峙使两种范式都陷入了逻辑困境，以至于始终只能解释现象，却不能解决问题。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和信息化加速推进，知识经济初露端倪，在世界范围内深刻地改变了人才跨国流动的方向、方式和方法，这就要求基于全新的经济社会形态背景，探寻国际人才流动全新的研究范式。关键词跨国人才流动研究范式DiasporaBrainDrain人力资本作者高子平，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博士后。（上海：200235）
Diaspora研究范式和BrainDrain研究范式异曲同工地诠释了跨国人才流动现象，但始终未能改变人才的单向度跨国流动。如今，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上述两种研究范式均陷入了逻辑困境，与知识经济社会的宏观背景和发展趋势严重脱节，需要在反思和总结的基础上．探讨研究范式转换的可能性和现实路径；
Diaspora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
在农业经济时代，作为最重要的劳动对象，土地既不可流动，也不可叠加，相应地，在土地之上的劳动者主要是靠天吃饭、靠地居住，而不能人为地扩大生产规模，改变生产节奏。严格地讲，分散性的居住方式和原生态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才的地位与作用，人的才能还不能成为独立的经济发展要素，人才流动也不具有经济要素的涵义．所能发生的跨国人才流动往往是被动的、偶然的、小规模的，多数是自然灾害、军事冲突、宗教迫害等的伴生物。仅有的相关研究也笼罩了浓浓的悲情色彩，这就是所谓的Diaspora研究范式。
作为当初被巴比伦奴役与驱逐的一种历史记忆与反映，Diaspora不仅指其离散之地及其离散之人，还指其离散过程及被迫离散之后的行踪。-1l这种历史记忆规定了Diaspora的内涵，使其具有典型的地理心理学和宗教社会学的双重意蕴，并逐步形成了最古老的移民研究范式，其中包括四个方面的要素，即被迫离散、历经迫害、受害者心态和回迁意愿。2这里不妨称之为犹太教的Diaspora研究范式。随后，基督教徒继承了Diaspora的神圣性，但颠覆了它的现世价值。基督徒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将原先救世论的内涵置换为末世论的内涵，形成了完全不同的说教。按照基督教的诠释，基督徒作为上帝的“选民”，散布在地球各处，处于一种“diaspora”状态，承担着自觉传播耶稣福音的宗教文化使命，作为“上天之城”的天堂（而不是尘世间的耶路撒冷）才是所有这些“选民”真正的家。这种“末世论”色彩淡化了犹太教徒被迫迁离“希望之乡”的悲情和对凡世中的迁出地的眷念。而且，十字架下的diaspord不仅具有“上帝的选民”的身份，还增加了一个重要身份：救世。拿破仑铁蹄所到之处立即建立天主教堂，英殖民者所到之处立即树王旗，这些都是对diaspord的经典式注解，并形成了基督教的Diaspora研究范式。
早期关于Disapora范式的探讨中，属于犹太移民那样的“牺牲品类型的移民”，主要是血缘基础、宗教文化层面的范畴，与后来的劳务移民、帝国扩张过程中的拓殖移民、商贸移民、文化移民、难民等有着本质的区别。相应地，Diaspora理论几乎是最早的关于跨国移民（包括当时代的特定类型的人才）与自己的祖国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理论，并最终演变成了一种综合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但从国际、国内学术界的理论研究来看，直到1960年代，Diaspora才逐步成为专门研究跨国人才流动的研究范式，并伴随着IndianDiaspora、AfricanDiaspora在全球各地的杰出表现而备受瞩目。工业经济时代：研究范式的演进与分化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才的跨国流动伴随着“先发”与“后发”地区之间巨大差异的长期困扰，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及相应的研究范式。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后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人才吸引力显然不够。从中国到南亚，从非洲到加勒比，大批的社会精英背井离乡到工业化国家谋生。无论是基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还是这些海外精英自身的漂泊境遇与心态，都与海外犹太人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从而使犹太教徒的Diaspora研究范式泛化，泛指大批迫于生计而离开故土的精英。1965年，GeorgeShepper-son在达累斯萨拉姆的一个关于非洲移民史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AfricanDiaspora”这一概念。到1970年代中期，针对全球各地非裔人才的崛起和成功，以及非洲本土严重的人才外流现象，非洲学者广泛使用“AfricanDiaspora”一词，但主要强调了一种悲情色彩，至于非洲故土曾否具有过或者是否依然具有向心力，触及甚少。1985年，Bilimoria第一次使用了“HinduDiaspora”概念。“1986年，正式出现了英语词汇“IndianDiaspora”，随后广泛使用。至此，Diaspora进一步被简化为“任何在所处政治实体中没有自己土地的种族结合体”，从而使族裔元素成为了最主要的辨别标准，跨国人才流动与国家利益增损之间的关系问题被提上了议程。随即，这种声音不断从非洲、南亚、东亚、加勒比地区传出，以至于海外人才回归故土、“报效祖国”成为不需作任何解释的神圣职责。
需要强调的是，近代殖民帝国（基督教世界）的海外拓殖过程与犹太教徒及殖民地历史上的Diaspora形成过程有着本质的区别，通过拓殖而在新的地理空间落地生根，以征服者和主人的身份鸠占鹊巢，其背后有着相对强大而不是虚弱的祖国充当保护伞，在新地域根本不可能产生“二等公民”等受害者心态，更不可能以“拯救祖国”或“振兴祖国”为己任。近代历 《跨国人才流动：研究范式的演进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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