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实习报告--为中国社工擎起希望的火炬！

为中国社工擎起希望的火炬
2004年10月29日至11月11日，在钟莹、唐晓容两位老师的带领下，我和其他七位同学作为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工作系的代表，在香港协青社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实习。衷心感谢汇丰银行慈善基金的资助，衷心感谢协青社对我们的培训和教导，衷心感谢那些关心祖国内地社工发展的香港同仁和香港同胞，这次实习，我空手而去，满载而归。这次实习，让我树立了对中国社工事业的坚定信念；这次实习，让我看到了内地社工发展的方向和希望；这次实习，点燃了我联合内地同事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开拓社工发展新局面的火炬。
与香港相比，中国内地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仍然十分滞后。社会工作诞生于西方，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解放前后，我国的一些大学已经开办了社会工作专业。但是，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在1952年高校的院系调整中，社会工作专业被视为伪科学而取消。直到1989年，北京大学开设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内地的社会工作教育才开始恢复。从1989年算起，到今天为止，内地社会工作教育刚刚走完15年的路程。在这15年中，又有近10年的时间在摸索经验。因而，内地社会工作教育的蓬勃发展，只是最近几年的事。在最近几年，社会工作专业像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出，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时至今日，内地已有200余所院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社会工作的职业化更为迫切。然而，现实告诉我们，社会工作仍然不是一个有明确岗位的职业，仍然未被社会主体所认知、接纳。当我们走出校门，社会工作这四字频频让人误解、纳闷，也频频让我们尴尬、彷徨。内地的一些学者提出，社会工作要先教育后职业化，用教育来带动需要，以需要推进职业化。这种思路确有合理之处，但200多所院校，几万学生，已经毕业的人纷纷转行，没有毕业的人精神彷徨。社工，想说爱你真地不容易。我们学习社工，本身就缺乏激情，加上社工专业理论的过分西方化以及内地社工实务的空白，很难将专业知识融入自己的知识结构。可能，无形之中，潜移默化之中，我们已经具备了社工的一些素质，也接受了社工的价值观念。但是，当我们走进社会，仍然发现社工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的价值观念冲突重重。而且社会并没有让我们进行专业实践和实习的环境。而香港社会工作专业的命运不像内地这么坎坷，从1970年代香港经济腾飞开始，社工迅速实现了本土化和职业化，至今，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工注册制度和社工职业规范。反观内地社工，仍然面对着本土化和职业化的双重任务。向香港学习，无疑是内地社工发展的捷径。因此，香港同仁及香港同胞对我们的提携和帮助，是及时的、必需的、宝贵的。
得知自己有机会到香港实习，我着实兴奋了很久。但是，我也有一些忧虑。我认为自己的专业知识不够，实务经验匮乏，实习可能困难重重。到香港后，协青社的社工对我们的热情洋溢的帮助与毫无保留的辅导，让我抛去了心理包袱，让我受益匪浅。
协青社于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成立，是一所专为边缘青少年提供危机介入服务的社会机构，在香港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其服务机构有通宵外展队、二十四小时电话热线、男/女危机介入中心、自立堂和蒲吧。外展队的任务是每晚十时到翌日清晨六时在街上搜寻那些年龄在十八岁以下离家出走或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危机介入中心以小型家庭模式运作，由专业社工为青年人及其父母提供辅导服务，尝试找出导致青年人离家出走的原因，最终希望能令年青人回归家庭。自立堂是在职或待业青年的过渡期宿舍，给那些已到工作年龄（15岁以上）、却因没有独立居住能力而在街上徘徊的年青人提供六个月廉价的住宿和基本职业培训，帮助他们自立。蒲吧是年青人的游乐场所。我们八位同学分别在男危机介入中心、女危机介入中心和男自立堂实习。
我的实习场所就是男自立堂。自立堂是待业和在职青年的过渡期宿舍，服务对象是已达工作年龄(15岁以上)，却没有独立居住能力而在街上徘徊的青年(24岁以下)以及由社会福利署转介的因为有轻微犯罪行为而受感化令的青年(21岁以下)。服务女自立堂因为某些原因已经取消，现在只有男自立堂。男自立堂分为A室和B室。A室的青年人多为自立堂的老顾客而且未受感化令，而B室的青年人都是自立堂的新顾客而且有受感化的义务，因此，A室的气氛较为活泼，而B室的气氛则比较沉闷。
在男自立堂住宿的青年，待业的要限期去找工作，在职的要准时上班、下班，准时返回自立堂。男自立堂的门后有一个登记簿，专门记录这些青年人外出的原因和估计返回的时间及实际返回的时间，青年人签实际返回的时间时要有当值的社工监督、确认并签字。男自立堂的青年晚上10：30开始做家务，分工负责扫地、拖地、倒垃圾、洗厕所、擦窗户、栏杆等劳动。协青社努力营造一种“家”的氛围，男自立堂青年人多已自立，饮食基本自己解决，但他们每个星期一晚上要吃“住家饭”，大家一起做、一起吃。我们发现，A室青年执行了这个制度，B室青年既不来A室参与，也不在B室实施。原来，据我了解，A室青年和B室青年不和，A室青年个个都装老大(扮大佬)，看不起B室的青年，而B室的青年则认为A室的青年不守规矩、无法无天。“住家饭”制度开始时，两室青年曾在一起吃，但后来B室青年就不过来了，大家分开搞。但是B室的青年热情不够，搞了几次就停了。除了“住家饭”，男自立堂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奖励计划”，对及时上班、下班、认真做家务、努力工作或努力找工作的青年进行奖励，以强化他们的良好行为。奖励计划涉及到十个项目，每项一周的最高分是6分，每周的最高分是60分。协青社注意到利用每一个细节鼓励、嘉奖青年人，例如，奖励计划板上写着“你做得到奖励计划”；青年人自发帮助男自立堂制作了精美的OIC（当值职员）轮值表，社工马上给予表扬并写了感谢的话语贴在墙上。
协青社的核心文化和核心理论是一个“爱”字，爱青年人，爱青年所爱的东西，青年人才会爱你，才会倾听你的教导与规劝。因此，协青社的社工很注重同服务对象建立良好的关系。男自立堂的中心主任Paul，多次提醒我们同青年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可能是因为年龄以及社会阅历的缘故，我们感觉自己在男自立堂并无威信，甚至不太受欢迎。我们刚进男自立堂时，那里的青年对我们都很冷淡，最多只是简单的寒暄，虽然我们已经很主动了。我知道，在我们之前，上海、台湾、云南、天津的社工学生都来实习过。也许，在他们眼里，我们同以前的那些实习青年工作者一样，都是过眼云烟，骚扰他们一段时间后就拍屁股走人。这种情况让我们工作信心和工作热情锐减。必须突破这种局面，我们的热情非但不能降低，还要比以前更热烈，只有这样，才能融化我们同青年人之间的坚冰。我们尝试着去做，愈挫愈勇。同两个伙伴相比，我的工作难度更大，一是因为我性格有点内向，二是因为我不会讲广东话。普通话在香港远未普及，1997年回归之前基本没有普通话教育，回归之后才渐渐兴起了普通话课程。男自立堂的青年人多数不会讲普通话，可能能听懂一些但很费脑筋。因此，我与他们存在语言障碍。这个问题一度让我气馁、畏缩。但是男自立堂的社工Natale，听到我把不会讲广东话作为借口，就说语言不是问题。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而且几乎是同时Paul和Wendy也不断鼓励我。我自己独立接触的第一个青年人阿Y，那时他正在自立堂楼下的宿舍区看报纸。我同他进行一些简单的交流，知道了他的名字、就业状况、入住时

间等等。有了第一次突破，我对自己的信心倍增了。虽然我不会讲广东话，但能用普通话同青年人交流并获取一些信息，收获同样不小。之后，我又接触了五六个青年人。因为有的青年很晚才回来，回来之后又忙着冲凉、做家务，我同他们没有太多的交流机会。即使对有机会交流的青年人，我们的态度也十分审慎，不敢问敏感的问题。香港理工大学社工专业的一个学生在男自立堂做义工，每月做40个小时。我从他那里尝到了不少东西，因为虽然他也比较内向，但是他的工作方法很好，他每一次只攻击有限的目标，集中精力同两三个青年交谈。我发现他这个“个个击破”的方法挺非常有效。Paul的一些指导，也让我们扫除了顾虑。Paul说，你们随便问，想问什么就问什么，问到他们伤心，大不了哭一场，哭也是正常的，有什么不可以问呢？此后，我开始问起青年人的家庭、过去和其他背景资料。在男自立堂实习期间，我和我的伙伴策划了一次小组活动“齐齐Sing&桌球大比拼”。通过这个活动，我们认识了更多的青年人，并且深化了同他们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活动开始，我们才打开了工作局面，获得了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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