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环境侵权中的新型公平关系
社会、环境利益的统一，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打下基础。
3. 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对新型公平关系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搞平均主义，反对两极分化，将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目标。现在我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一部分人已经富裕起来，这其中就有那些在宽松法律环境下靠排污等成本外溢型行业富裕起来者。扶弱济贫是我国的传统美德，现在我们应该正视这类实质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对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实现社会公平。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的是在法律上确定实质公平的价值目标，然后再构建实现实质公平的法律制度。
（二） 可行性分析
1. 弱势群体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为实行新型公平关系提供了主观可行性
环境问题出现之初，人们虽然意识到环境在逐渐恶化，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的生活，但没有意识到这是对他们自身权利的侵害，因为在当时单个人对环境没有权利。随着环境问题的严重化，尤其是几次大的公害事件，污染受害者的人身、财产都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侵害，受害者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寻求救济，但由于制度的落后性，受害者的权益未能得到救济。这种现实状况迫使受害者联合起来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公害运动，并逐渐联合成环境保护组织，保护环境反对公害也由自发运动转变到自觉运动。至此，环境侵权关系中的弱势群体自我保护意识开始得到加强，对新型公平关系的要求也日益迫切。
2. 国家对保护弱势群体利益认识的深化是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前提
传统的自由主义的国家观是权利政治，它主张国家对个人的私生活干预越少越好，政府越小越好，国家只是一个“守夜人”的角色，负责维护社会和平和自由竞争。然而，这种过分强调国家的消极无为的作法，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其中就包括环境恶化和环境保护运动。在这种情形下，各国逐渐认识到了这种弊端，并在观念上从夜警国家转变成福利国家，国家职能也从权利政治转向公益政治。这种转变的目的在于 积极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实现社会的实质公平，这也是我国近年来公法私法化的原因所在。在环境侵权中这种转变为实行新型公平关系提供了前提条件。
3. 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有力后盾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一定的经济后盾，且不言新型公平关系的实现，恐怕连基本的表面的形式公平都无法实现。现今，我国已经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从物质享受转向精神追求，这一点在环境法上表现为：人们逐渐不满足于传统法律以个人利益为目标的表面公平，转而追求社会性的实质公平。可见经济后盾为实现新型公平关系提供了可行性。
4. 环保组织的兴起是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必经之路
近代个人主义的盛行一方面造就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环境恶化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发展更加深了社会矛盾和冲突。于是，环境侵权关系中的弱势主体集结起来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即环保运动。随着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环保运动的展开，环境保护组织也逐渐形成。这种公益性的社会组织相对于受害者个人来说力量更集中，更有利于与强势主体进行对抗，从而达到矫正现代社会畸形发展所出现的强者——弱者实力显失均衡的状态的目的，保护弱势主体的利益，建立新的公平关系。
三、 新型公平关系在我国环境侵权中的构建
一项制度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而不能在具体实践中得到运用是没有意义的，基于以上对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必要性可行性的分析，我们应该为新型公平关系构建其实现机制，本文拟从法律原则，司法救济等方面进行构建。
（一） 法律原则从平等保护转向倾斜保护
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的排污者与污染受害者已不是传统法律中地位平等的主体双方而是有强弱之分的两个群体，这一点决定了对排污者与污染受害者已无法适用“意思自治”、“平等自由”的私法原则来调整；同时也不能采用依法行政的公法原则来调整。由此应该建立环境法独立的法律原则：“保护弱者”和“倾斜立法”。 倾斜保护原则是在环境社会问题已经到了较为严重的地步，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已经定格化为一类特定的社会关系， 只有对利益进行再分配才能得以解决。倾斜保护原则将保护受害者的方式限定在倾斜立法上，在立法层面上对法律保护的利益进行重整，将一部分个别利益（即弱势主体的利益）提升为社会利益，并予以特别的关注。在效果上，倾斜保护原则是以环境侵权关系中当事人地位的实质不平等作为前提，并以这种不平等关系作为规制对象，是以一种不平等的原则矫正不平等的现象，从而使失衡的关系得以恢复，实现社会公平。为了贯彻保护弱者、倾斜立法的原则，环境法应该注重环境纠纷的公众参与与解决机制的作用。例如，西方国家林林总总的环保组织就在环境问题的处理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活跃，它们通过制定环境公约，组织集团诉讼，参与环境执法等活动积极促成了环境法保护弱者、倾斜立法基本原则的实现。
任何政策的实行都必须与一国的国情相适应。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成为首要目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选择。倾斜保护原则一方面使社会弱者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另一方面也允许当事人有相对的意思自治空间，因此，倾斜保护原则并未将优势者的获利以弱者的“得利”为一般的前提。
（二） 改变传统司法救济模式
传统司法中规定的严格的起诉人资格在环境法中已不适用，环境问题本身的特性要求放宽对起诉人资格的限制同时采用有利于弱势群体利益及社会公益的司法救济方式，这在各国的环境法理论及实践中都有所体现，本部分主要研究以下几个方面：
1. 对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
意大利学者莫诺·卡佩莱蒂将“为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作为接近正义运动的第一波。在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由于受害者在经济实力，法律意识，信息掌握等方面与侵害者存在差距，致使受害者在寻求司法救济中处于不利地位，结果出现了受害者只能忍受环境侵害的不利后果而无力救济的局面，这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为了矫正这种不公平的法律现象，应当为弱势主体提供法律援助，以达到抗衡侵权者的效果，实现社会公平。在我国，目前这样的法律援助相对于日益增多的环境侵权纠纷来说还很少，即使一些法律工作者自愿为受害者提供法
2. 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纠纷从传统民法上的相邻、通风、采光等纯私益性质的纠纷发展到今天已相当广泛，而且早已突破私益的局限，越来越呈现出社会化的特性。这主要是由环境问题在时间上的潜伏性，地域上的广泛性引起的。环境问题的这些特点使得环境纠纷中涉及人员众多、地域分散，有时甚至会出现没有直接影响到单个公民的私益但却影响了国家或社会公益的现象。由于传统司法制度对起诉人资格作了严格限定，使得无人有权对于这类问题要求法律救济，为了保护环境公益，维护社会公平，应该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梁慧星教授认为，公益诉讼是指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就是诉讼针对的行为损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而没有直接损害原告的利益。 依此观点，笔者认为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害环境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责任的诉讼制度。作为一类新型的诉讼模式，环境公益诉讼应有其独特之处，具体如下：其一，原告范围拓宽，起诉人资格不应受传统诉讼法的“直接利害关系”的限制，原则上，为了社会环境公益任何公民、社团、检察机关都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其二，诉讼请求范围扩大。因为这里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诉讼请求的范围不应仅限于个人损失的弥补和其权利状态的回复，还要求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弥补和保护。其三，起诉人地位的定位。由于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起诉人不是或者不全是为了自身的权益，而主要是为了国家、社会公益。那么在性质上，他们有别于一般民事诉讼中的原告，以及一般行政诉讼中的行政相对人，他们是以公益的名义起诉的，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即使是公民、社团也是代表国家对侵害环境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他们在这种诉讼中就是国家的代表，因而可以借鉴刑事诉讼中“公诉人”的规定来对待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起诉人，即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起诉人相当于 《初探环境侵权中的新型公平关系(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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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对新型公平关系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搞平均主义，反对两极分化，将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目标。现在我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一部分人已经富裕起来，这其中就有那些在宽松法律环境下靠排污等成本外溢型行业富裕起来者。扶弱济贫是我国的传统美德，现在我们应该正视这类实质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对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实现社会公平。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的是在法律上确定实质公平的价值目标，然后再构建实现实质公平的法律制度。
（二） 可行性分析
1. 弱势群体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为实行新型公平关系提供了主观可行性
环境问题出现之初，人们虽然意识到环境在逐渐恶化，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的生活，但没有意识到这是对他们自身权利的侵害，因为在当时单个人对环境没有权利。随着环境问题的严重化，尤其是几次大的公害事件，污染受害者的人身、财产都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侵害，受害者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寻求救济，但由于制度的落后性，受害者的权益未能得到救济。这种现实状况迫使受害者联合起来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公害运动，并逐渐联合成环境保护组织，保护环境反对公害也由自发运动转变到自觉运动。至此，环境侵权关系中的弱势群体自我保护意识开始得到加强，对新型公平关系的要求也日益迫切。
2. 国家对保护弱势群体利益认识的深化是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前提
传统的自由主义的国家观是权利政治，它主张国家对个人的私生活干预越少越好，政府越小越好，国家只是一个“守夜人”的角色，负责维护社会和平和自由竞争。然而，这种过分强调国家的消极无为的作法，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其中就包括环境恶化和环境保护运动。在这种情形下，各国逐渐认识到了这种弊端，并在观念上从夜警国家转变成福利国家，国家职能也从权利政治转向公益政治。这种转变的目的在于 积极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实现社会的实质公平，这也是我国近年来公法私法化的原因所在。在环境侵权中这种转变为实行新型公平关系提供了前提条件。
3. 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有力后盾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一定的经济后盾，且不言新型公平关系的实现，恐怕连基本的表面的形式公平都无法实现。现今，我国已经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从物质享受转向精神追求，这一点在环境法上表现为：人们逐渐不满足于传统法律以个人利益为目标的表面公平，转而追求社会性的实质公平。可见经济后盾为实现新型公平关系提供了可行性。
4. 环保组织的兴起是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必经之路
近代个人主义的盛行一方面造就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环境恶化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发展更加深了社会矛盾和冲突。于是，环境侵权关系中的弱势主体集结起来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即环保运动。随着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环保运动的展开，环境保护组织也逐渐形成。这种公益性的社会组织相对于受害者个人来说力量更集中，更有利于与强势主体进行对抗，从而达到矫正现代社会畸形发展所出现的强者——弱者实力显失均衡的状态的目的，保护弱势主体的利益，建立新的公平关系。
三、 新型公平关系在我国环境侵权中的构建
一项制度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而不能在具体实践中得到运用是没有意义的，基于以上对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必要性可行性的分析，我们应该为新型公平关系构建其实现机制，本文拟从法律原则，司法救济等方面进行构建。
（一） 法律原则从平等保护转向倾斜保护
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的排污者与污染受害者已不是传统法律中地位平等的主体双方而是有强弱之分的两个群体，这一点决定了对排污者与污染受害者已无法适用“意思自治”、“平等自由”的私法原则来调整；同时也不能采用依法行政的公法原则来调整。由此应该建立环境法独立的法律原则：“保护弱者”和“倾斜立法”。 倾斜保护原则是在环境社会问题已经到了较为严重的地步，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已经定格化为一类特定的社会关系， 只有对利益进行再分配才能得以解决。倾斜保护原则将保护受害者的方式限定在倾斜立法上，在立法层面上对法律保护的利益进行重整，将一部分个别利益（即弱势主体的利益）提升为社会利益，并予以特别的关注。在效果上，倾斜保护原则是以环境侵权关系中当事人地位的实质不平等作为前提，并以这种不平等关系作为规制对象，是以一种不平等的原则矫正不平等的现象，从而使失衡的关系得以恢复，实现社会公平。为了贯彻保护弱者、倾斜立法的原则，环境法应该注重环境纠纷的公众参与与解决机制的作用。例如，西方国家林林总总的环保组织就在环境问题的处理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活跃，它们通过制定环境公约，组织集团诉讼，参与环境执法等活动积极促成了环境法保护弱者、倾斜立法基本原则的实现。
任何政策的实行都必须与一国的国情相适应。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成为首要目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选择。倾斜保护原则一方面使社会弱者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另一方面也允许当事人有相对的意思自治空间，因此，倾斜保护原则并未将优势者的获利以弱者的“得利”为一般的前提。
（二） 改变传统司法救济模式
传统司法中规定的严格的起诉人资格在环境法中已不适用，环境问题本身的特性要求放宽对起诉人资格的限制同时采用有利于弱势群体利益及社会公益的司法救济方式，这在各国的环境法理论及实践中都有所体现，本部分主要研究以下几个方面：
1. 对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
意大利学者莫诺·卡佩莱蒂将“为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作为接近正义运动的第一波。在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由于受害者在经济实力，法律意识，信息掌握等方面与侵害者存在差距，致使受害者在寻求司法救济中处于不利地位，结果出现了受害者只能忍受环境侵害的不利后果而无力救济的局面，这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为了矫正这种不公平的法律现象，应当为弱势主体提供法律援助，以达到抗衡侵权者的效果，实现社会公平。在我国，目前这样的法律援助相对于日益增多的环境侵权纠纷来说还很少，即使一些法律工作者自愿为受害者提供法
律援助，但由于资金来源有限，得不到政府有力支持等因素，致使这种援助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为了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政府社会应该给予法律援助以有力支持，并对提供法律援助者进行专门的环境法理念与技术培训，逐渐形成体系化社会化的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促进中国法律事业的发展同时实现社会的公平。
2. 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纠纷从传统民法上的相邻、通风、采光等纯私益性质的纠纷发展到今天已相当广泛，而且早已突破私益的局限，越来越呈现出社会化的特性。这主要是由环境问题在时间上的潜伏性，地域上的广泛性引起的。环境问题的这些特点使得环境纠纷中涉及人员众多、地域分散，有时甚至会出现没有直接影响到单个公民的私益但却影响了国家或社会公益的现象。由于传统司法制度对起诉人资格作了严格限定，使得无人有权对于这类问题要求法律救济，为了保护环境公益，维护社会公平，应该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梁慧星教授认为，公益诉讼是指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就是诉讼针对的行为损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而没有直接损害原告的利益。 依此观点，笔者认为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害环境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责任的诉讼制度。作为一类新型的诉讼模式，环境公益诉讼应有其独特之处，具体如下：其一，原告范围拓宽，起诉人资格不应受传统诉讼法的“直接利害关系”的限制，原则上，为了社会环境公益任何公民、社团、检察机关都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其二，诉讼请求范围扩大。因为这里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诉讼请求的范围不应仅限于个人损失的弥补和其权利状态的回复，还要求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弥补和保护。其三，起诉人地位的定位。由于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起诉人不是或者不全是为了自身的权益，而主要是为了国家、社会公益。那么在性质上，他们有别于一般民事诉讼中的原告，以及一般行政诉讼中的行政相对人，他们是以公益的名义起诉的，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即使是公民、社团也是代表国家对侵害环境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他们在这种诉讼中就是国家的代表，因而可以借鉴刑事诉讼中“公诉人”的规定来对待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起诉人，即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起诉人相当于 《初探环境侵权中的新型公平关系(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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