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愿景下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成长——以华北人民政府时期为例
后革命愿景下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成长——以华北人民政府时期为例
口杨建党，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博士
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表著名的“五一口号”，明确了现代国家建设新目标。在后革命愿景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继续对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制度体系展开“武器的批判”：另一方面，伴随自身由国家权力边缘向中心的位移历程，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以政体制度为核心的新型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的种种实践。其中，华北人民政府时期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影响尤为深远。
华北人民政府时期（1948年8月至1949年10月），人民代表会议是一个广义概念集，包括农民代表会、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会议、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界代表会议等。
近代以来，在危机环境下，中国民主国家建设进程常常为民族国家建设进程所羁绊。具体到华北这一特定地域，南京政权在抗战前从未有效地在本区域进行统治，国家制度缺失或匮乏。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改造乡村社会结构，农民真正地直接面对国家政治权力。为设置、规范人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包括国家政体制度在内的制度供给就显得非常必要，而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又决定了这种制度必须最接近与适用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实践，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形成了自己主导的政体制度传统与经验，如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三三制”等。抗战后期，基于民族主义情境下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行将结束，关于战后中国政治制度的竞争日益凸显。为赢得制度竞争，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新型政体制度探索，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便由理论形态的推演转为华北等地区的制度实践。1948年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通过《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 《华北区、县人民政权组织条例》与《华北区村、县人民代表选举条例》等。至1949年12月，华北地区已有40多个城镇、90多个县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而其他各县也在召开或准备召开。与此同时，华北各地3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先后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
华北人民政府具有双重性，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情境下的区域政权，又是后革命愿景下的准中央政权的实验。现实的革命与理想的后革命交织形成一股合力，共同型塑出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独特景观。
关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功能定位。一方面，在革命逻辑的支配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动员与激发社会资源的一种努力，是其实现革命的政治、经济与军事任务的一种辅助与手段。中国共产党华北局曾明确指出，人民代表会议应与恢复相发展生产、救灾、治水、剿匪治安、党的工作、开展文化运动和解决土地改革与整党遗留问题等项工作密切联系进行。另一方面，在后革命愿景的诱致下，政体制度意味着冲破与代替专制的目的与价值追求，成为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应当尽可能地建立人民的、经常的民主制度，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由它选举各级人民政府”。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为例，其人民“明示委托”国家权力的流程彰显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核心价值。
关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本质属性。一方面，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是对革命情境下的农民协会制度、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 “三三制”等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另一方面，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贯穿着后革命愿景下的民主政治新理念。尤其是作为制度主体的“人民”，其内涵与外延均发生了重要拓展。 “人民”已不限于传统的工农兵，成为包含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等群体的广泛性集合体。以城市各界代表会议为例，甚至各地代表中往往会有一些中间偏右而为群众所不满的分子。如山西省壶关东柏村临时人代会成立之初代表广泛性不足，后又通过民主选举整合了代表结构，该村临时人代会代表包括新老中农、非党入士、妇女等。可以说，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较明确地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性质，其所呈现的人民性与1954年最终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遥相呼应。
关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具体安排。一方面，在革命情境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仍具有不成熟性，如名称失范、机构单薄、选举粗疏等；另一方面，后革命愿景为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留下印记。最突出的两点为：其一，中国共产党确立与运行两套内涵具有差别性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为未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空间上有序延伸提供先导。一般地，在老解放区村、区、县建立代议机构性质的人民代表会议，相关制度较为规范；在新解放区，特别是新解放的市、镇建立咨询机构性质的人民代表会议，相关制度较具弹性。其二，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针对制度具体安排进行多样性的试点，[读后感]2011春晚观后感为未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涵上合理设定提供借鉴。如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在河北省安国县进行试点，试建村人民代表大会，积累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经验，对选区划分、选举方式、代表人数、代表议事方法、机构设置、机构职权、机构间关系等进行探索性实验。
拉长历史时段，如果除开刚性的意识形态，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仍属于传统秩序解体下近代中国政体制度实践的范畴。相对于传统政体制度，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历程更体现为一种强制性变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成为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主导力量，并对其产生极强的影响力。
革命情境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否定国民党政权制度体系合法性的基础上确立的。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危机环境中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历练，在领导体制与方式、组织的结构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优势，掌控着充裕的社会资本并具有强大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不可避免地，党的领导成为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成长的基本前提与现实基础。在后革命愿景下，中国共产党力图重新调整政党与国家关系，适时改变过去所形成的集权政治结构下的党政合一、以党统政的制度秩序。
首先，中国共产党坚持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中央 《后革命愿景下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成长——以华北人民政府时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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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杨建党，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博士
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表著名的“五一口号”，明确了现代国家建设新目标。在后革命愿景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继续对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制度体系展开“武器的批判”：另一方面，伴随自身由国家权力边缘向中心的位移历程，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以政体制度为核心的新型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的种种实践。其中，华北人民政府时期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影响尤为深远。
华北人民政府时期（1948年8月至1949年10月），人民代表会议是一个广义概念集，包括农民代表会、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会议、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界代表会议等。
近代以来，在危机环境下，中国民主国家建设进程常常为民族国家建设进程所羁绊。具体到华北这一特定地域，南京政权在抗战前从未有效地在本区域进行统治，国家制度缺失或匮乏。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改造乡村社会结构，农民真正地直接面对国家政治权力。为设置、规范人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包括国家政体制度在内的制度供给就显得非常必要，而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又决定了这种制度必须最接近与适用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实践，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形成了自己主导的政体制度传统与经验，如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三三制”等。抗战后期，基于民族主义情境下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行将结束，关于战后中国政治制度的竞争日益凸显。为赢得制度竞争，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新型政体制度探索，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便由理论形态的推演转为华北等地区的制度实践。1948年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通过《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 《华北区、县人民政权组织条例》与《华北区村、县人民代表选举条例》等。至1949年12月，华北地区已有40多个城镇、90多个县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而其他各县也在召开或准备召开。与此同时，华北各地3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先后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
华北人民政府具有双重性，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情境下的区域政权，又是后革命愿景下的准中央政权的实验。现实的革命与理想的后革命交织形成一股合力，共同型塑出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独特景观。
关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功能定位。一方面，在革命逻辑的支配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动员与激发社会资源的一种努力，是其实现革命的政治、经济与军事任务的一种辅助与手段。中国共产党华北局曾明确指出，人民代表会议应与恢复相发展生产、救灾、治水、剿匪治安、党的工作、开展文化运动和解决土地改革与整党遗留问题等项工作密切联系进行。另一方面，在后革命愿景的诱致下，政体制度意味着冲破与代替专制的目的与价值追求，成为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应当尽可能地建立人民的、经常的民主制度，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由它选举各级人民政府”。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为例，其人民“明示委托”国家权力的流程彰显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核心价值。
关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本质属性。一方面，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是对革命情境下的农民协会制度、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 “三三制”等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另一方面，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贯穿着后革命愿景下的民主政治新理念。尤其是作为制度主体的“人民”，其内涵与外延均发生了重要拓展。 “人民”已不限于传统的工农兵，成为包含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等群体的广泛性集合体。以城市各界代表会议为例，甚至各地代表中往往会有一些中间偏右而为群众所不满的分子。如山西省壶关东柏村临时人代会成立之初代表广泛性不足，后又通过民主选举整合了代表结构，该村临时人代会代表包括新老中农、非党入士、妇女等。可以说，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较明确地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性质，其所呈现的人民性与1954年最终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遥相呼应。
关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具体安排。一方面，在革命情境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仍具有不成熟性，如名称失范、机构单薄、选举粗疏等；另一方面，后革命愿景为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留下印记。最突出的两点为：其一，中国共产党确立与运行两套内涵具有差别性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为未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空间上有序延伸提供先导。一般地，在老解放区村、区、县建立代议机构性质的人民代表会议，相关制度较为规范；在新解放区，特别是新解放的市、镇建立咨询机构性质的人民代表会议，相关制度较具弹性。其二，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针对制度具体安排进行多样性的试点，[读后感]2011春晚观后感为未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涵上合理设定提供借鉴。如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在河北省安国县进行试点，试建村人民代表大会，积累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经验，对选区划分、选举方式、代表人数、代表议事方法、机构设置、机构职权、机构间关系等进行探索性实验。
拉长历史时段，如果除开刚性的意识形态，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仍属于传统秩序解体下近代中国政体制度实践的范畴。相对于传统政体制度，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历程更体现为一种强制性变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成为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主导力量，并对其产生极强的影响力。
革命情境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否定国民党政权制度体系合法性的基础上确立的。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危机环境中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历练，在领导体制与方式、组织的结构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优势，掌控着充裕的社会资本并具有强大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不可避免地，党的领导成为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成长的基本前提与现实基础。在后革命愿景下，中国共产党力图重新调整政党与国家关系，适时改变过去所形成的集权政治结构下的党政合一、以党统政的制度秩序。
首先，中国共产党坚持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中央 《后革命愿景下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成长——以华北人民政府时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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