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的瘟疫流行与慈善机构的医疗救济
近代天津的瘟疫流行与慈善机构的医疗救济
任云兰（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 300191）
【摘要】近代天津是一个瘟疫多发的城市，尤其是在水旱灾害频发的年份。瘟疫流行期间，天津市各慈善团体均致力于疫病的防治、控制和治疗。他们的善举有效地控制了疫情，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尤其是士绅倡导的“防疫”理念为近代公共卫生体制的确立提供了市民基础。
【关键词】近代天津 瘟疫 慈善机构 医疗救济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J 1672-4828（ 2012） Il-0023-03
DOI: 10. 3969/j. issn.1672-4828. 2012. 11. 005
近代天津是一个灾害多发的城市，与灾害相伴而来的常常是气候变化异常或由于难民麇集诱发的瘟疫，本文主要论述近代天津的瘟疫流行及慈善机构的医疗救济，藉此探讨近代公共卫生体制确立的基础。
一、天津历史上的瘟疫
在天津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以霍乱、天花为主的疫病流行。据史料记载，发生在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1644年的疫情是比较早而且很严重的一次，首先北京、通州等地发生疫情，八九月间传人天津，“人染异病，十丧八九，亲友不敢相吊，俗传为探头病，谓一探头即染病而死也。”可见疫情的严重和传染性之强烈。对于此次疫病的来源，也有不同的看法，当年在天津督理军务的骆养性认为此次疫病是由李自成的农民军带来的。但当代学者曹树基认为，文献中均未见李自成部队中大批非战斗减员的记载，李自成军中并没有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由此推断此次疫病应该是内源性的。清代天津也屡有疫情发生，道光元年（1821年），瘟疫首先在南方爆发，随后从南方流传到北方，天津从夏至后，天气暴凉，早晚需穿棉衣。到7月天气突然转热，痧症（霍乱、中暑等急症）大作，被感染者短则一、两个小时就死亡，长则三五日毙命，月余时间全县死亡者数万。道光十二年（ 1832年），气候异常，或冷或热，痧症大作，被感染者三四日即死。到近代以后，瘟疫流行仍时有发生。咸丰十一年（1861年），天津地区先旱后涝，蝗灾盛行，26个村庄稼受损，城乡霍乱流行，约万余人死于瘟疫。同治十年（1871年），天津地区连降暴雨，海潮倒灌，河堤冲决，田舍被淹，各地难民拥入天津，栖息在寺庙民房和城上四周搭盖的席棚中。由于所施粥内掺了白矾，食用后“难民泄泻，又兼夜卧潮湿之地，数日后难民陆续病死者十之四。”：同治元年（1862年）直隶顺天二省霍乱流行，天津未能幸免。“人若大便泻白水，不移时而亡。凡材厂棺木卖尽，杠房停尸，停尸逍遥床用尽，有用床板停尸者，有用秫秸编笆停尸者，上用芹菜盖尸，以避苍蝇。停尸一停三五日、六七日不等，血水流满地，皆因向邻县买材迟日之故。”“请医之人云集街巷，昼夜不断。”“人人不晓谁生谁死，人人慌恐无措，时届荷花盛时方止。”光绪四年（1878年），适值“丁戊奇荒”发生期间，也是世界霍乱第四次大流行之际，天津地区“春夏无雨亢旱，瘟疫流行，病者十之五，死者之二，竟亡壮年人。”这一次霍乱造成了壮年人口的大量死亡。
20世纪，随着铁路的延展和交通的发达，人员、物资交流愈加频繁，加剧了传染病爆发的程度和频率。1902年京津地区又一次爆发霍乱，“其病来势极速，两三点种即不救，无病之人在一小时之前尚行动，言谈、饮食如常，忽而来病则水泻不止，周身疲软，大汗淋漓，目眶塌陷。”(基础医学论文 fanwen.oyaya.net)病者“朝发午死，午发夕死”。直隶府署中从袁世凯的幕僚到一般夫役也有不少染病死亡者。军营中由于人员集中，染病死亡者更多。甚至在天津居住的外侨也未能幸免于难，在法界、英界、俄界内均有外侨染病。这次霍乱的特点呈突发性，传染快且危害大，其发生可能为外部输入，因为当年京津地区并无连续的干旱或水灾，可能是一种极具危险性的外来病菌在肆虐。1918年和1921年，天津曾发生肺炎疫情，这次疫情是从伪满州带来的，肺炎沿着铁路和水路蔓延到天津，1918年扩散到绥远、山西和直隶，1921年沿着津浦线传播到山东及直隶南部，。1919年中国北方流行霍乱，天津患者达1200名。
1917年水灾后天津虽然也发现有传染病，但疫情并不严重。据《申报》的报道，1917年10月时，灾民中国共产党有465人患病，其中痢疾55人，疟疾16人，眼病21人，足疾3人，老病11人，皮肤病9人，痨病杂病325人，等等s。
1920年旱灾中难民刚刚进入天津，就爆发流行性天花，这次疾疫流行期间，共有513人被隔离，156人死亡。难民由于其特殊的生活环境，“向不知卫生为何事，故在窝棚左右，任意便溺及倾倒污秽，”不可避免地成为传染病的高发人群，因此在这次疾疫流行期间至少有二百三十余人染上了天花，被防疫医院收治。
据统计，从1927年到1946年天津共发生9次霍乱流行，其中以1937年、1938年、1939年和1946年流行规模较大，波及范围较广。在这20年中，共发生霍乱患者625例，死亡263例，病死率极高。1939年水灾后，难民中罹病者不在少数，约六千余人，并发现了45例霍乱患者，其中30人死亡。1940年天津霍乱漫延，天津日本防卫司令部封锁市区，严禁市民出入。同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内务总署把天津、塘沽、大沽划定为霍乱疫区。
1931年到1949年还发生14次较大规模的天花流行，其中以1942年最为严重。共发 《近代天津的瘟疫流行与慈善机构的医疗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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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云兰（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 300191）
【摘要】近代天津是一个瘟疫多发的城市，尤其是在水旱灾害频发的年份。瘟疫流行期间，天津市各慈善团体均致力于疫病的防治、控制和治疗。他们的善举有效地控制了疫情，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尤其是士绅倡导的“防疫”理念为近代公共卫生体制的确立提供了市民基础。
【关键词】近代天津 瘟疫 慈善机构 医疗救济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J 1672-4828（ 2012） Il-0023-03
DOI: 10. 3969/j. issn.1672-4828. 2012. 11. 005
近代天津是一个灾害多发的城市，与灾害相伴而来的常常是气候变化异常或由于难民麇集诱发的瘟疫，本文主要论述近代天津的瘟疫流行及慈善机构的医疗救济，藉此探讨近代公共卫生体制确立的基础。
一、天津历史上的瘟疫
在天津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以霍乱、天花为主的疫病流行。据史料记载，发生在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1644年的疫情是比较早而且很严重的一次，首先北京、通州等地发生疫情，八九月间传人天津，“人染异病，十丧八九，亲友不敢相吊，俗传为探头病，谓一探头即染病而死也。”可见疫情的严重和传染性之强烈。对于此次疫病的来源，也有不同的看法，当年在天津督理军务的骆养性认为此次疫病是由李自成的农民军带来的。但当代学者曹树基认为，文献中均未见李自成部队中大批非战斗减员的记载，李自成军中并没有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由此推断此次疫病应该是内源性的。清代天津也屡有疫情发生，道光元年（1821年），瘟疫首先在南方爆发，随后从南方流传到北方，天津从夏至后，天气暴凉，早晚需穿棉衣。到7月天气突然转热，痧症（霍乱、中暑等急症）大作，被感染者短则一、两个小时就死亡，长则三五日毙命，月余时间全县死亡者数万。道光十二年（ 1832年），气候异常，或冷或热，痧症大作，被感染者三四日即死。到近代以后，瘟疫流行仍时有发生。咸丰十一年（1861年），天津地区先旱后涝，蝗灾盛行，26个村庄稼受损，城乡霍乱流行，约万余人死于瘟疫。同治十年（1871年），天津地区连降暴雨，海潮倒灌，河堤冲决，田舍被淹，各地难民拥入天津，栖息在寺庙民房和城上四周搭盖的席棚中。由于所施粥内掺了白矾，食用后“难民泄泻，又兼夜卧潮湿之地，数日后难民陆续病死者十之四。”：同治元年（1862年）直隶顺天二省霍乱流行，天津未能幸免。“人若大便泻白水，不移时而亡。凡材厂棺木卖尽，杠房停尸，停尸逍遥床用尽，有用床板停尸者，有用秫秸编笆停尸者，上用芹菜盖尸，以避苍蝇。停尸一停三五日、六七日不等，血水流满地，皆因向邻县买材迟日之故。”“请医之人云集街巷，昼夜不断。”“人人不晓谁生谁死，人人慌恐无措，时届荷花盛时方止。”光绪四年（1878年），适值“丁戊奇荒”发生期间，也是世界霍乱第四次大流行之际，天津地区“春夏无雨亢旱，瘟疫流行，病者十之五，死者之二，竟亡壮年人。”这一次霍乱造成了壮年人口的大量死亡。
20世纪，随着铁路的延展和交通的发达，人员、物资交流愈加频繁，加剧了传染病爆发的程度和频率。1902年京津地区又一次爆发霍乱，“其病来势极速，两三点种即不救，无病之人在一小时之前尚行动，言谈、饮食如常，忽而来病则水泻不止，周身疲软，大汗淋漓，目眶塌陷。”(基础医学论文 fanwen.oyaya.net)病者“朝发午死，午发夕死”。直隶府署中从袁世凯的幕僚到一般夫役也有不少染病死亡者。军营中由于人员集中，染病死亡者更多。甚至在天津居住的外侨也未能幸免于难，在法界、英界、俄界内均有外侨染病。这次霍乱的特点呈突发性，传染快且危害大，其发生可能为外部输入，因为当年京津地区并无连续的干旱或水灾，可能是一种极具危险性的外来病菌在肆虐。1918年和1921年，天津曾发生肺炎疫情，这次疫情是从伪满州带来的，肺炎沿着铁路和水路蔓延到天津，1918年扩散到绥远、山西和直隶，1921年沿着津浦线传播到山东及直隶南部，。1919年中国北方流行霍乱，天津患者达1200名。
1917年水灾后天津虽然也发现有传染病，但疫情并不严重。据《申报》的报道，1917年10月时，灾民中国共产党有465人患病，其中痢疾55人，疟疾16人，眼病21人，足疾3人，老病11人，皮肤病9人，痨病杂病325人，等等s。
1920年旱灾中难民刚刚进入天津，就爆发流行性天花，这次疾疫流行期间，共有513人被隔离，156人死亡。难民由于其特殊的生活环境，“向不知卫生为何事，故在窝棚左右，任意便溺及倾倒污秽，”不可避免地成为传染病的高发人群，因此在这次疾疫流行期间至少有二百三十余人染上了天花，被防疫医院收治。
据统计，从1927年到1946年天津共发生9次霍乱流行，其中以1937年、1938年、1939年和1946年流行规模较大，波及范围较广。在这20年中，共发生霍乱患者625例，死亡263例，病死率极高。1939年水灾后，难民中罹病者不在少数，约六千余人，并发现了45例霍乱患者，其中30人死亡。1940年天津霍乱漫延，天津日本防卫司令部封锁市区，严禁市民出入。同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内务总署把天津、塘沽、大沽划定为霍乱疫区。
1931年到1949年还发生14次较大规模的天花流行，其中以1942年最为严重。共发 《近代天津的瘟疫流行与慈善机构的医疗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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