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之死
，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2]243沈约所忆少帝三事并说：“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说明沈约是很知晓梁武帝忌才的品性的。以沈约在文坛的地位招忌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沈约避让，时时小心谨慎，生活在忧虑的阴影之下。
二、梁武帝对沈约的不信任
如果说沈约在文坛上的地位招来了梁武帝的嫉妒，他平日里只需尽藏锋芒，也不至于忧惧而死。事实上，沈约的忧惧还来自梁武帝对他的另一层压力——不信任。这里的不信任是梁武帝对沈约忠君思想的质疑。称帝之后，梁武帝自然希望他的朝臣都能对他忠心耿耿，从一而终。这从他执政前期大力推行儒家思想就能够看出。对此，杨恩玉在《梁武帝的统治思想试探》一文中指出：“梁武帝的统治思想前期以儒家为主导，突出表现是他将儒家核心思想忠孝仁义作为施政用人的基本指导原则，大力敦崇儒学，将儒学修养作为重要的选官标准，信赖重用起初拒不投降自己的忠义之士，而对于投诚拥戴自己的不忠不义官员，则表现出明显的嫌恶态度。”[7]我们综观沈约入仕以来的道路，他在官场摸爬滚打，见风使舵，以个人利益为中心，趋利避害。齐明帝登基之后，对作为萧子良西邸学士的沈约有所猜忌，将他外放为东阳太守。而他在东阳太守任上作了《贺齐明帝登祚启》，这篇文章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也收到了预想中的效果，不久他就被进号为辅国将军，五兵尚书。东昏侯继位后，面对纷乱的形势，沈约审时度势，与有望成为执牛耳者的梁武帝站到了一起。《梁书·沈约传》载：“时高祖勋业既就，天人允属。约尝扣其端，高祖默而不应。佗日又进曰：‘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万物。士大夫攀龙附凤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禄’……”[2]234我们来猜想一下梁武帝听到这番话时的心理反应：他是不是会认为沈约同样也是一个不保有淳朴之风、攀龙附凤、想得到尺寸之功、以保福禄的人呢？《梁书·沈约传》：“约出，高祖招范云告之，云对略同约旨。高祖曰：‘智者乃尔暗同，卿明日将休文更来。’云出语约，约曰：‘卿必待我。’云许诺，而约先期入，高祖命草其事。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高祖初无所改。俄而云自外来，至殿门不得入，徘徊寿光阁外，但云‘咄咄’。约出，问曰：‘何以见处？’约举手向左，云笑曰：‘不乖所望。’……”[2]234沈约本来和范云约定让范云等他，自己却先到而入，范云到达后不能入内，沈约此种行为是否是争功的表现？那他的淳朴之风和忠君思想是否还在？《南史·梁本纪上》载：“初，皇考（萧顺之）之薨，不得志，事见《齐鱼复侯传》。至是，郁林失德，齐明帝作辅，将为废立计，帝欲助齐明，倾齐武之嗣，以雪心耻，齐明亦知之，每与帝谋。时齐明将追随王，恐不从，又以王敬则在会稽，恐为变，以问帝。帝曰：‘随王虽有美名，其实庸劣，既无智谋之士，爪牙帷仗司马垣历生、武陵太守卞白龙耳。此并帷利是与，若以显职，无不载驰。随王止须折简耳。敬则志安江东，穷其宝贵，宜选美女以娱其心。’齐明曰：‘亦吾意也。’即征历生为太子左卫率，白龙游击将军，并至。续召随王至都，赐自尽。”[1]169由此可见，梁武帝很善于识人，如此善于揣摩人物品性的梁武帝对沈约的品性又怎么能不了解呢？梁武帝对沈约一直都持有怀疑态度，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沈约作为梁朝的开国功臣之一，在仕梁期间，在政治上并没有如日冲天。梁天监二年范云去逝后，众人都说沈约“宜当枢管”，梁武帝“以约轻易，不如尚书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卫将军周颙同参国政”。而据《梁书·沈约传》载：“初，约久处端揆，有志台司，论者咸谓为宜，而帝终不用。”[2]235后沈约写信给徐勉，徐勉知晓沈约的用意，便“为言于高祖，请三司之仪，弗许，但加鼓吹而已。”这其中原因与梁武帝深知沈约的为人，不信任沈约有关。
三、士庶之间的对峙
士族发展到两晋南北朝时期，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同时也开始走向衰落，如西下的夕阳一样。对于此，很多学者都有论述，这里不做深入探讨。当士族走向衰落的时候，士族阶层便筑起更加森严的壁垒，更加严格地划分士庶界限，他们鄙夷庶族，拒绝庶族来往、通婚，时刻强调士庶之别，强调他们的优越所在，而这势必会导致士庶之间尖锐的矛盾。沈约作为士族中的一员，他有很深的门第等级观念。士族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沈约认为这种联姻“士庶莫辨”，“实骇物听”，于是上奏《奏弹王源》一文弹劾王源，请求革去王源官职，剔出士族，禁锢王源。奏折中充满了对庶族的极端蔑视和士族强烈的优越感。再者，沈约的门阀观念还表现在他的史著《宋书》中，《宋书》列传中，高门士族人物几乎占了一半，这反映了沈约浓厚的门阀观念，且在士族地主的一些列传中往往是祖孙、父子、兄弟等互相附列，一传之中设了许多附列，这种族谱式传记同样反映出沈约的门阀士族观念。沈约具有如此浓厚的门阀士族观念，那么他为士族摇旗呐喊，与庶族对立是自然的。梁武帝出身庶族，而作为臣子的沈约蔑视庶族，强调士族的优越性与士庶之间的严格界限，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与梁武帝成了对立面，从而引起梁武帝对他得不满。
四、他人对沈约的排挤
沈约作为梁朝的开国功臣之一，梁武帝虽然没有把他当成心腹，但还是给予沈约一定的高官厚禄，在他晚年的时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妒忌沈约，用沈约的《鹿葱诗》在梁武帝面前挑拨是非，惹怒了梁武帝。其《鹿葱诗》如下：“野马不任骑，兔丝不任织。既非中野花，无堪麋鹿食。”[8]1234不多久，梁武帝听说沈约请道士上赤章一事，雷霆震怒。关于赤章一事，《梁书·沈约传》载：“初，高祖有憾于张稷，及稷卒，因与约言之。约曰：‘尚书左仆射出作边州刺史，以往之事，何足复论。’帝以为婚家相为，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辇归内殿。约惧，不觉高祖起，犹坐如初。及还，未至床，而凭空顿于户下，因病，梦齐和帝以剑断舌。召巫视之，巫言如梦。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高祖遣上省医徐奘视约疾，还以状闻。先此，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半寸，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及闻赤章事，大怒，中使谴责着数焉，约惧遂卒。”[2]242《南史·张 《沈约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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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梁武帝对沈约的不信任
如果说沈约在文坛上的地位招来了梁武帝的嫉妒，他平日里只需尽藏锋芒，也不至于忧惧而死。事实上，沈约的忧惧还来自梁武帝对他的另一层压力——不信任。这里的不信任是梁武帝对沈约忠君思想的质疑。称帝之后，梁武帝自然希望他的朝臣都能对他忠心耿耿，从一而终。这从他执政前期大力推行儒家思想就能够看出。对此，杨恩玉在《梁武帝的统治思想试探》一文中指出：“梁武帝的统治思想前期以儒家为主导，突出表现是他将儒家核心思想忠孝仁义作为施政用人的基本指导原则，大力敦崇儒学，将儒学修养作为重要的选官标准，信赖重用起初拒不投降自己的忠义之士，而对于投诚拥戴自己的不忠不义官员，则表现出明显的嫌恶态度。”[7]我们综观沈约入仕以来的道路，他在官场摸爬滚打，见风使舵，以个人利益为中心，趋利避害。齐明帝登基之后，对作为萧子良西邸学士的沈约有所猜忌，将他外放为东阳太守。而他在东阳太守任上作了《贺齐明帝登祚启》，这篇文章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也收到了预想中的效果，不久他就被进号为辅国将军，五兵尚书。东昏侯继位后，面对纷乱的形势，沈约审时度势，与有望成为执牛耳者的梁武帝站到了一起。《梁书·沈约传》载：“时高祖勋业既就，天人允属。约尝扣其端，高祖默而不应。佗日又进曰：‘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万物。士大夫攀龙附凤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禄’……”[2]234我们来猜想一下梁武帝听到这番话时的心理反应：他是不是会认为沈约同样也是一个不保有淳朴之风、攀龙附凤、想得到尺寸之功、以保福禄的人呢？《梁书·沈约传》：“约出，高祖招范云告之，云对略同约旨。高祖曰：‘智者乃尔暗同，卿明日将休文更来。’云出语约，约曰：‘卿必待我。’云许诺，而约先期入，高祖命草其事。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高祖初无所改。俄而云自外来，至殿门不得入，徘徊寿光阁外，但云‘咄咄’。约出，问曰：‘何以见处？’约举手向左，云笑曰：‘不乖所望。’……”[2]234沈约本来和范云约定让范云等他，自己却先到而入，范云到达后不能入内，沈约此种行为是否是争功的表现？那他的淳朴之风和忠君思想是否还在？《南史·梁本纪上》载：“初，皇考（萧顺之）之薨，不得志，事见《齐鱼复侯传》。至是，郁林失德，齐明帝作辅，将为废立计，帝欲助齐明，倾齐武之嗣，以雪心耻，齐明亦知之，每与帝谋。时齐明将追随王，恐不从，又以王敬则在会稽，恐为变，以问帝。帝曰：‘随王虽有美名，其实庸劣，既无智谋之士，爪牙帷仗司马垣历生、武陵太守卞白龙耳。此并帷利是与，若以显职，无不载驰。随王止须折简耳。敬则志安江东，穷其宝贵，宜选美女以娱其心。’齐明曰：‘亦吾意也。’即征历生为太子左卫率，白龙游击将军，并至。续召随王至都，赐自尽。”[1]169由此可见，梁武帝很善于识人，如此善于揣摩人物品性的梁武帝对沈约的品性又怎么能不了解呢？梁武帝对沈约一直都持有怀疑态度，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沈约作为梁朝的开国功臣之一，在仕梁期间，在政治上并没有如日冲天。梁天监二年范云去逝后，众人都说沈约“宜当枢管”，梁武帝“以约轻易，不如尚书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卫将军周颙同参国政”。而据《梁书·沈约传》载：“初，约久处端揆，有志台司，论者咸谓为宜，而帝终不用。”[2]235后沈约写信给徐勉，徐勉知晓沈约的用意，便“为言于高祖，请三司之仪，弗许，但加鼓吹而已。”这其中原因与梁武帝深知沈约的为人，不信任沈约有关。
三、士庶之间的对峙
士族发展到两晋南北朝时期，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同时也开始走向衰落，如西下的夕阳一样。对于此，很多学者都有论述，这里不做深入探讨。当士族走向衰落的时候，士族阶层便筑起更加森严的壁垒，更加严格地划分士庶界限，他们鄙夷庶族，拒绝庶族来往、通婚，时刻强调士庶之别，强调他们的优越所在，而这势必会导致士庶之间尖锐的矛盾。沈约作为士族中的一员，他有很深的门第等级观念。士族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沈约认为这种联姻“士庶莫辨”，“实骇物听”，于是上奏《奏弹王源》一文弹劾王源，请求革去王源官职，剔出士族，禁锢王源。奏折中充满了对庶族的极端蔑视和士族强烈的优越感。再者，沈约的门阀观念还表现在他的史著《宋书》中，《宋书》列传中，高门士族人物几乎占了一半，这反映了沈约浓厚的门阀观念，且在士族地主的一些列传中往往是祖孙、父子、兄弟等互相附列，一传之中设了许多附列，这种族谱式传记同样反映出沈约的门阀士族观念。沈约具有如此浓厚的门阀士族观念，那么他为士族摇旗呐喊，与庶族对立是自然的。梁武帝出身庶族，而作为臣子的沈约蔑视庶族，强调士族的优越性与士庶之间的严格界限，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与梁武帝成了对立面，从而引起梁武帝对他得不满。
四、他人对沈约的排挤
沈约作为梁朝的开国功臣之一，梁武帝虽然没有把他当成心腹，但还是给予沈约一定的高官厚禄，在他晚年的时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妒忌沈约，用沈约的《鹿葱诗》在梁武帝面前挑拨是非，惹怒了梁武帝。其《鹿葱诗》如下：“野马不任骑，兔丝不任织。既非中野花，无堪麋鹿食。”[8]1234不多久，梁武帝听说沈约请道士上赤章一事，雷霆震怒。关于赤章一事，《梁书·沈约传》载：“初，高祖有憾于张稷，及稷卒，因与约言之。约曰：‘尚书左仆射出作边州刺史，以往之事，何足复论。’帝以为婚家相为，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辇归内殿。约惧，不觉高祖起，犹坐如初。及还，未至床，而凭空顿于户下，因病，梦齐和帝以剑断舌。召巫视之，巫言如梦。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高祖遣上省医徐奘视约疾，还以状闻。先此，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半寸，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及闻赤章事，大怒，中使谴责着数焉，约惧遂卒。”[2]242《南史·张 《沈约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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