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德的光芒
方法是有的。”老师接着说：“你可以和孩子一起把金表送到钟表铺，让孩子站在一旁看修表匠如何修理。这样，钟表铺就成了课堂，修表匠就成了先生，你的孩子就成了学生，修表费就成了学费，你孩子的好奇心可以得到满足。说不定，他还可以学会修理呢！”
这个故事中的那位老师就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自己进入反省室
陶行知先生，在创办南京晓庄学校的初期，曾作过一条规定，即全校师生员工一律不准喝酒，违者要进自省室里反省。
一次，晓庄的农友请陶校长吃饭，农友们敬他一杯酒，陶行知一再解释说不能喝，农友们却坚持道：“您不喝就是瞧不起我们农民，瞧不起我们就不算我们的朋友。”
陶行知没办法，只好把酒喝掉了。农民们非常高兴，把陶校长引为自己的朋友。他们哪里知道吹莞???侨酥缓霉?车厮徒?チ恕?
在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和大家一起穿草鞋、挑粪、种田、种菜、养鱼，他请唐家洼一位出色的庄稼人唐老头教大家耕种的方法，他自己也做了唐老头的学生。他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行都有我们的老师。那时候，大家都是自己扫地、抹桌、烧饭……所有生活上的事不用听差、伙夫，陶行知也亲自参与其事。
梅贻琦：不苟取分文
1931年冬，梅贻琦42岁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自此连任清华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其中包括在西南联合大学的8年。他上任后住在当时的法定校长住宅，按旧例，连卫生纸都是公家供给，由公务人员按时送到。他却主动放弃可以享受的一些“特权”，自己付家里工人工资；自己付电话费；不要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从不让他的家里人乘坐小轿车来办私事，他的夫人也只是在和他一起进城时才可以顺便搭他的小轿车。他在生活上的要求很简单，从不讲究吃饭，处处精打细算。梅贻琦用一些废纸头起草的一些报告提纲、公函等，现在仍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见证着他廉洁、持身以俭的工作作风。
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国统区的经济日益凋敝，民众生活极其贫困。作为教师阶层的教授的生活，也是困苦不堪。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了出国生活的舒适而甘于清贫，从教不辍，这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崇高精神气节的体现。梅贻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许多教师一样，抱定了“科教救国”的信念。他的弟弟梅贻宝后来回忆说：“抗日战争期间，身为大学校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梅贻琦，经常吃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人就很满意了。”在西南联合大学还流传着一段梅夫人自制米糕的佳话。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月薪在1938-1939年间还能维持一家人三个星期的生活，后来物价飙升就不能撑到下半个月了。于是，教授夫人们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食品。梅夫人视力不好，就与人合作，以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加上白糖做成米糕，取名为“定胜糕”，隐含“一定胜利”之意。梅夫人每天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寄卖，碍于梅贻琦校长的面子，卖糕时梅夫人遮遮掩掩，但还是被人知道了。于是，梅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流传得很远。
梅贻琦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病后住院费和死后的殡葬费都是校友们捐助的。据韩咏华回忆：在病床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手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帐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人无不为之动容。他虽几次出任当时教育部高层领导职务，又长期独司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却能一生紧守原则，出淤泥而不染，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正像林公侠所说：“他在母校十几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污染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是可以为万世师表。”
陈鹤琴：来世还想做教师
我国著名的幼儿教育家陈鹤琴，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14年，陈鹤琴考取了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学医，是当时许多留学生的志愿。因为一则利国利民，二则学成后就业容易。陈鹤琴最初也是这个志愿。但是在横渡太平洋的邮轮上，陈鹤琴的思想上却展开了斗争：“究竟我的志向是什么？是为个人的生活吗？决不！是为一家人生活吗？也决不！我的志向是‘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医生是医病的，我是医人的。我喜欢儿童，儿童也喜欢我。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的好。”满怀救国热望的陈鹤琴，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打定主意，放弃学医，献身于苦难祖国的教育事业。
陈鹤琴对学生关怀备至，胜过自己的儿女。有一个同学父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眼看就要失学。陈鹤琴设法把她母亲接来，安排在图书馆工作，使这个学生能够读下去。还有一个学生的祖父强迫她嫁给姐夫当填房，并以断绝经济支持相要挟。陈鹤琴给那个学生的家乡的地方长官写了封信，请他秉公处理，保护学生的正当权益。那位地方长官很敬佩陈鹤琴，责令那个学生的祖父按时供应她必需的钱粮，并尊重她婚姻自主。后来，那位地方长官放弃官职俸禄，慕名而来，到陈鹤琴的幼师任教。
1951年8月，中央教育部召开全国第一次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陈鹤琴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在会议闭幕宴会上，他被代表们推举出来讲几句话。他说：“我今年60岁。假如有人问我：‘你来生愿意干什么？’我说：‘我还愿意做教师’。要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太喜欢孩子’。”
李敷仁：最后一个过河
我国人民教育家、延安大学校长李敷仁，很强调“为人师表”、“以身作则”。1947年8月16日，李敷仁带领延安大学师生住在黄河岸边的木头峪。这时，蒋胡(指胡宗南)的军队从三面开来，上级命令沿大河向东转移。但当时木头峪渡口渡船很少，人员、物资和牲口聚集很多，敌军迫近，师生情绪紧张，争着抢渡船。李敷仁毫不慌张，命令高中部和教育班先渡河，然后又组织其他师生住宿等待。有人关切地让他先上船，他说：“我要最后过河，我要看着把每个学生送过河去，我才上船！ 《师德的光芒(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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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中的那位老师就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自己进入反省室
陶行知先生，在创办南京晓庄学校的初期，曾作过一条规定，即全校师生员工一律不准喝酒，违者要进自省室里反省。
一次，晓庄的农友请陶校长吃饭，农友们敬他一杯酒，陶行知一再解释说不能喝，农友们却坚持道：“您不喝就是瞧不起我们农民，瞧不起我们就不算我们的朋友。”
陶行知没办法，只好把酒喝掉了。农民们非常高兴，把陶校长引为自己的朋友。他们哪里知道吹莞???侨酥缓霉?车厮徒?チ恕?
在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和大家一起穿草鞋、挑粪、种田、种菜、养鱼，他请唐家洼一位出色的庄稼人唐老头教大家耕种的方法，他自己也做了唐老头的学生。他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行都有我们的老师。那时候，大家都是自己扫地、抹桌、烧饭……所有生活上的事不用听差、伙夫，陶行知也亲自参与其事。
梅贻琦：不苟取分文
1931年冬，梅贻琦42岁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自此连任清华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其中包括在西南联合大学的8年。他上任后住在当时的法定校长住宅，按旧例，连卫生纸都是公家供给，由公务人员按时送到。他却主动放弃可以享受的一些“特权”，自己付家里工人工资；自己付电话费；不要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从不让他的家里人乘坐小轿车来办私事，他的夫人也只是在和他一起进城时才可以顺便搭他的小轿车。他在生活上的要求很简单，从不讲究吃饭，处处精打细算。梅贻琦用一些废纸头起草的一些报告提纲、公函等，现在仍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见证着他廉洁、持身以俭的工作作风。
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国统区的经济日益凋敝，民众生活极其贫困。作为教师阶层的教授的生活，也是困苦不堪。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了出国生活的舒适而甘于清贫，从教不辍，这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崇高精神气节的体现。梅贻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许多教师一样，抱定了“科教救国”的信念。他的弟弟梅贻宝后来回忆说：“抗日战争期间，身为大学校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梅贻琦，经常吃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人就很满意了。”在西南联合大学还流传着一段梅夫人自制米糕的佳话。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月薪在1938-1939年间还能维持一家人三个星期的生活，后来物价飙升就不能撑到下半个月了。于是，教授夫人们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食品。梅夫人视力不好，就与人合作，以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加上白糖做成米糕，取名为“定胜糕”，隐含“一定胜利”之意。梅夫人每天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寄卖，碍于梅贻琦校长的面子，卖糕时梅夫人遮遮掩掩，但还是被人知道了。于是，梅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流传得很远。
梅贻琦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病后住院费和死后的殡葬费都是校友们捐助的。据韩咏华回忆：在病床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手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帐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人无不为之动容。他虽几次出任当时教育部高层领导职务，又长期独司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却能一生紧守原则，出淤泥而不染，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正像林公侠所说：“他在母校十几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污染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是可以为万世师表。”
陈鹤琴：来世还想做教师
我国著名的幼儿教育家陈鹤琴，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14年，陈鹤琴考取了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学医，是当时许多留学生的志愿。因为一则利国利民，二则学成后就业容易。陈鹤琴最初也是这个志愿。但是在横渡太平洋的邮轮上，陈鹤琴的思想上却展开了斗争：“究竟我的志向是什么？是为个人的生活吗？决不！是为一家人生活吗？也决不！我的志向是‘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医生是医病的，我是医人的。我喜欢儿童，儿童也喜欢我。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的好。”满怀救国热望的陈鹤琴，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打定主意，放弃学医，献身于苦难祖国的教育事业。
陈鹤琴对学生关怀备至，胜过自己的儿女。有一个同学父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眼看就要失学。陈鹤琴设法把她母亲接来，安排在图书馆工作，使这个学生能够读下去。还有一个学生的祖父强迫她嫁给姐夫当填房，并以断绝经济支持相要挟。陈鹤琴给那个学生的家乡的地方长官写了封信，请他秉公处理，保护学生的正当权益。那位地方长官很敬佩陈鹤琴，责令那个学生的祖父按时供应她必需的钱粮，并尊重她婚姻自主。后来，那位地方长官放弃官职俸禄，慕名而来，到陈鹤琴的幼师任教。
1951年8月，中央教育部召开全国第一次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陈鹤琴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在会议闭幕宴会上，他被代表们推举出来讲几句话。他说：“我今年60岁。假如有人问我：‘你来生愿意干什么？’我说：‘我还愿意做教师’。要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太喜欢孩子’。”
李敷仁：最后一个过河
我国人民教育家、延安大学校长李敷仁，很强调“为人师表”、“以身作则”。1947年8月16日，李敷仁带领延安大学师生住在黄河岸边的木头峪。这时，蒋胡(指胡宗南)的军队从三面开来，上级命令沿大河向东转移。但当时木头峪渡口渡船很少，人员、物资和牲口聚集很多，敌军迫近，师生情绪紧张，争着抢渡船。李敷仁毫不慌张，命令高中部和教育班先渡河，然后又组织其他师生住宿等待。有人关切地让他先上船，他说：“我要最后过河，我要看着把每个学生送过河去，我才上船！ 《师德的光芒(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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