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特殊群体艾滋病防治干预工作的思考
群”，但她们总愿意指出谁比她们更危险。在这里，性服务者分层的意义就被凸显了出来。歌舞厅的性服务者认为自己最安全，站桩的性服务者才会感染艾滋病毒，而站桩小姐也竭力否认自己会得病，转而寻求其他的对象，如吸毒的性服务者。她们一方面抗拒着贴在自己身上的“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标签，一方面却又用这一污名去歧视其他人，似乎这样可以转移自己的社会责任。对污名的抵抗，也让她们逃避着对自己处境的清醒认识。
3．工具的选择
针对性服务者的干预工作，有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提高她们的安全套使用率。这种目标的设定最浅显的理由就是让她们了解安全套的好处，减小她们患病的几率，从而遏制艾滋病的传播。但是，知道安全套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就会去使用安全套。安全套的使用与否，既有私人性的一面，也与社会文化的控制息息相关。因此，考察性服务者使用安全套的情况，必须考察她们所处的具体的文化场景。
性服务者自身使用安全套的意愿，取决于她对安全套与艾滋病关系的理解。本文前面已经讨论过，性服务者的艾滋病知识充满了矛盾，这种知识对她们判断客人与艾滋病的关系并无帮助，因此她们需要凭借自己的经验去观察。我们访谈的性服务者，判断客人是否可以接待，是否需要用安全套的最重要的标准是“干净”。干净第一层含义是指穿戴的干净，第二层含义是指身体表面没有异常。这种判断既来源于她们的性病知识，也来源于普通人对疾病的理解，人有病，身体总会表现出某种症状的。所以，性服务者们完全是依据肉眼所观察到的东西去判断客人有病与否，把表面的干净与否与体内是否存在疾病等同起来。如果外表判断没问题，客人又提出不戴安全套，那么此时性服务者自身赚钱的欲望、性格和喜好就决定着她是否同意不戴安全套。这种判断方式的危险性不言自明。
性服务者的客人大多不愿意用安全套。在他们看来，戴安全套有损他们男性气质，同时有损他们作为出钱购买性服务的一方的地位和权益，骨子里是觉得女性不应当违背他的意愿。遇到不愿意使用安全套的客人，性工作者们会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应对策略。她们首先会试着去“说服”客人。当客人坚持不使用安全套时，性服务者们要权衡是否完成生意。此时，经济窘迫的性工作者会倾向于完成生意。
在性服务者与客人的关系中，客人始终处于强势、主动的地位。如果性服务者不能满足客人的要求，有些客人会使用暴力手段。这种局面一旦出现，性服务者别无选择。暴力伤害的风险说明性服务者不能完全主导性交易。本来，男性作为顾客，他们付出钱财，而女性作为性服务者，提供身体服务，这种交换关系看似对等，其实隐藏着不公平，钱财损失，并不会危及生命，身体伤害，却有可能有性命之忧。所以在男性的暴力面前，性工作者只能选择让身体受最小的伤害，此时的安全套不再有“安全”的意义了。
三、反思针对女性性服务者
的艾滋病防治干预工作
目前国内针对性服务者的艾滋病防治干预工作重点目标仍然是提高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和安全套的使用率，其途径是教给性服务者有关艾滋病防治的各种知识，告诉她们使用安全套的必要性和技巧。这种认为只需要让性服务者获得必要的知识、树立正确的态度她们就能自己改变自己行为的干预模式已经被证明存在很多问题。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性服务者对干预工作关键内容的认知与干预工作的期望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让我们必须对目前的干预工作进行反思。
纵观目前各种机构的干预工作，其主导的观念还是要把包含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知识灌输给性服务者，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干预方式。诚然，现在的干预项目不会再扮演警察角色，把性服务者作为“坏人”，强制她们接受教育。但这些项目又悄悄地换上了“父母”的面具，把性服务者当做一个对自己的行为毫无自觉的群体，好像无知幼儿，需要人们随时指导她们的行为。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的干预工作，忽视了性服务者理解自身处境，并采取行动的能力。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性服务者会将干预工作所灌输的知识，能动地进行建构。她们不能获得足够多的艾滋病知识时，就试图从含糊其辞的说法中理出自己的想法；她们想为自己的行为正名，以此对抗主流人群加诸在她们身上的污名；她们在各种与客人的交锋过程中不断调整安全套使用的策略，以确保自己不受到伤害。干预工作灌输给她们的包含社会文化规范的知识固然影响着她们，她们对这些知识的理解以及所采取的行动同样影响着世界。
忽视性服务者的能动性所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干预工作并非以性服务者为中心。任何干预工作的开展都涉及干预和被干预者这两个组成部分。干预工作的实施有赖于干预者，而干预目标的实现则完全要依靠被干预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被干预者才应该是干预工作的中心。但是目前干预工作内容的设计却常常不能反映性服务者的真正需求。接受过干预的性服务者，的确掌握了不少关于艾滋病及其防治的知识。但在她们看来，这些知识固然很好，却不能改变她们的生活，改善她们的处境，于她们自身的利益，并无太多的用处。她们对艾滋病知识感到困惑，对高危人群身份感到焦虑，对不能使用安全套感到无奈。如果干预工作没有真正理解她们的经验和想法，并行之有效地给予帮助，就无法让她们积极投入到改变自身处境的行动中去。
不能以性服务者为中心的干预工作常常让性“工作者”产生被歧视的感觉。当我们把性服务者认定为“防治干预工作的思考以女工作者视角”，对（凹丫丫范文网 fanwen.oyaya.net）她们展开种种干预活动时，她们却敏感地发现这种身份后面隐藏的不公平。性交易涉及提供服务和购买服务的两方，让这种商业性性行为更加安全应当是双方的责任，而干预工作只针对一方进行，性服务者便把它解读为因为她们社会地位低下，所以她们得被迫接受干预。从另一个角度看，性服务者这种被干预者歧视的感觉，也意味着，干预的目标应该扩大到与性服务者有关的各类人员，包括性服务者的客人、老鸨、皮条客、性服务者的丈夫或性伴侣、工作场所管理人员等等。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性服务者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生活方式，是社会文化和她们个人的生活经历所致。很多受教育程度低、家庭贫困的性服务者，缺乏职业技能，根本没有能力参与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因而不得不选择这样的谋生方式。一些性服务者青春期时缺乏基本的性教育，在男性性暴力面前不懂得保护自己，当面临是否要成为性服务者选择时，容易自暴自弃。所以，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赋予她们采取安全行为的能力，就当前来说，可以让性服务者在性交易中有效地实施自我保护措施，远离艾滋病，让艾滋病的传播在性服务者这里得 《对特殊群体艾滋病防治干预工作的思考(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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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具的选择
针对性服务者的干预工作，有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提高她们的安全套使用率。这种目标的设定最浅显的理由就是让她们了解安全套的好处，减小她们患病的几率，从而遏制艾滋病的传播。但是，知道安全套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就会去使用安全套。安全套的使用与否，既有私人性的一面，也与社会文化的控制息息相关。因此，考察性服务者使用安全套的情况，必须考察她们所处的具体的文化场景。
性服务者自身使用安全套的意愿，取决于她对安全套与艾滋病关系的理解。本文前面已经讨论过，性服务者的艾滋病知识充满了矛盾，这种知识对她们判断客人与艾滋病的关系并无帮助，因此她们需要凭借自己的经验去观察。我们访谈的性服务者，判断客人是否可以接待，是否需要用安全套的最重要的标准是“干净”。干净第一层含义是指穿戴的干净，第二层含义是指身体表面没有异常。这种判断既来源于她们的性病知识，也来源于普通人对疾病的理解，人有病，身体总会表现出某种症状的。所以，性服务者们完全是依据肉眼所观察到的东西去判断客人有病与否，把表面的干净与否与体内是否存在疾病等同起来。如果外表判断没问题，客人又提出不戴安全套，那么此时性服务者自身赚钱的欲望、性格和喜好就决定着她是否同意不戴安全套。这种判断方式的危险性不言自明。
性服务者的客人大多不愿意用安全套。在他们看来，戴安全套有损他们男性气质，同时有损他们作为出钱购买性服务的一方的地位和权益，骨子里是觉得女性不应当违背他的意愿。遇到不愿意使用安全套的客人，性工作者们会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应对策略。她们首先会试着去“说服”客人。当客人坚持不使用安全套时，性服务者们要权衡是否完成生意。此时，经济窘迫的性工作者会倾向于完成生意。
在性服务者与客人的关系中，客人始终处于强势、主动的地位。如果性服务者不能满足客人的要求，有些客人会使用暴力手段。这种局面一旦出现，性服务者别无选择。暴力伤害的风险说明性服务者不能完全主导性交易。本来，男性作为顾客，他们付出钱财，而女性作为性服务者，提供身体服务，这种交换关系看似对等，其实隐藏着不公平，钱财损失，并不会危及生命，身体伤害，却有可能有性命之忧。所以在男性的暴力面前，性工作者只能选择让身体受最小的伤害，此时的安全套不再有“安全”的意义了。
三、反思针对女性性服务者
的艾滋病防治干预工作
目前国内针对性服务者的艾滋病防治干预工作重点目标仍然是提高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和安全套的使用率，其途径是教给性服务者有关艾滋病防治的各种知识，告诉她们使用安全套的必要性和技巧。这种认为只需要让性服务者获得必要的知识、树立正确的态度她们就能自己改变自己行为的干预模式已经被证明存在很多问题。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性服务者对干预工作关键内容的认知与干预工作的期望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让我们必须对目前的干预工作进行反思。
纵观目前各种机构的干预工作，其主导的观念还是要把包含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知识灌输给性服务者，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干预方式。诚然，现在的干预项目不会再扮演警察角色，把性服务者作为“坏人”，强制她们接受教育。但这些项目又悄悄地换上了“父母”的面具，把性服务者当做一个对自己的行为毫无自觉的群体，好像无知幼儿，需要人们随时指导她们的行为。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的干预工作，忽视了性服务者理解自身处境，并采取行动的能力。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性服务者会将干预工作所灌输的知识，能动地进行建构。她们不能获得足够多的艾滋病知识时，就试图从含糊其辞的说法中理出自己的想法；她们想为自己的行为正名，以此对抗主流人群加诸在她们身上的污名；她们在各种与客人的交锋过程中不断调整安全套使用的策略，以确保自己不受到伤害。干预工作灌输给她们的包含社会文化规范的知识固然影响着她们，她们对这些知识的理解以及所采取的行动同样影响着世界。
忽视性服务者的能动性所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干预工作并非以性服务者为中心。任何干预工作的开展都涉及干预和被干预者这两个组成部分。干预工作的实施有赖于干预者，而干预目标的实现则完全要依靠被干预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被干预者才应该是干预工作的中心。但是目前干预工作内容的设计却常常不能反映性服务者的真正需求。接受过干预的性服务者，的确掌握了不少关于艾滋病及其防治的知识。但在她们看来，这些知识固然很好，却不能改变她们的生活，改善她们的处境，于她们自身的利益，并无太多的用处。她们对艾滋病知识感到困惑，对高危人群身份感到焦虑，对不能使用安全套感到无奈。如果干预工作没有真正理解她们的经验和想法，并行之有效地给予帮助，就无法让她们积极投入到改变自身处境的行动中去。
不能以性服务者为中心的干预工作常常让性“工作者”产生被歧视的感觉。当我们把性服务者认定为“防治干预工作的思考以女工作者视角”，对（凹丫丫范文网 fanwen.oyaya.net）她们展开种种干预活动时，她们却敏感地发现这种身份后面隐藏的不公平。性交易涉及提供服务和购买服务的两方，让这种商业性性行为更加安全应当是双方的责任，而干预工作只针对一方进行，性服务者便把它解读为因为她们社会地位低下，所以她们得被迫接受干预。从另一个角度看，性服务者这种被干预者歧视的感觉，也意味着，干预的目标应该扩大到与性服务者有关的各类人员，包括性服务者的客人、老鸨、皮条客、性服务者的丈夫或性伴侣、工作场所管理人员等等。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性服务者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生活方式，是社会文化和她们个人的生活经历所致。很多受教育程度低、家庭贫困的性服务者，缺乏职业技能，根本没有能力参与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因而不得不选择这样的谋生方式。一些性服务者青春期时缺乏基本的性教育，在男性性暴力面前不懂得保护自己，当面临是否要成为性服务者选择时，容易自暴自弃。所以，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赋予她们采取安全行为的能力，就当前来说，可以让性服务者在性交易中有效地实施自我保护措施，远离艾滋病，让艾滋病的传播在性服务者这里得 《对特殊群体艾滋病防治干预工作的思考(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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