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步入近代化过程中的政府与新闻媒体之关系

　［内容提要］权力与媒体的关系具有丰富的内涵，本文借助一特定国家（日本）的一个特定时期（步入近代化）的资料，从两个方面对此作了探讨。一是以幕府当局的举措为主线，全景式展示近世日本的舆论状况。一是通过明治初、中期政府的新闻对策的几个片段，揭示政府与媒体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日本近代 政府与媒体
［中图分类号］G210.9.［文献标识码］A
今天，日本的新闻业与其经济发展一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当然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可一直追溯到明治前后甚至更早，特别是人们现在已注意到“十九世纪只有日本一个后进国家成功转型”，从而引起对作为日本“近代化的准备”的近世（德川幕府时代）的研究。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文化传统中确实具有较易接近西洋文明的特质，而晚清中国似乎命中注定要作出最大的抗拒直至帝国大厦完全坍塌。这一进一退之中，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关系乃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指标。诚然，今天的日本仍然表现出许多与它的西方伙伴不同之处，但从近代化的角度看，其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关系的主流是共存和协作的。明治政府将新闻媒体纳入近代化的总体战略之中，利用并且善用新闻媒体，表现出了非凡的苦心和技巧。

一、德川幕府的政治情报收集与管理
日本的封建制度似乎处于西欧与中国之间：与西欧相比，多一些专制主义色彩，较诸中国，又多一些分权特征。江户时代的日本为一幕藩体制国家，幕府与皇室并存，这是一种平行分权，另一方面是幕府将军与诸藩大名的上下分权。以这种制度背景去理解情报系统的运作是必要的。
德川政权建立了完整的情报收集与处理系统，大抵上说是由其监察人员（“目付”）层层收集然后交给“评定所”分析处理。收集对象从将军侧近到大名、藩士再到底层的农民、町人。幕府直辖的各地方的情报工作还通过“远国奉行”（地方执政）来推进，边地的场合且兼有外国情报收集的职能。幕府系统之外，各藩也通过“留守居”进行对幕府、他藩等的情报收集。概言之，德川幕府和其他封建政权一样，推行的是言论统制政策。它也常颁发有关禁令，它的“隠し目付”之类监察人员也常游走于市井，让其士民不寒而栗，这不可避免地带有专制秘密政治的黑暗的一面。然而，很多学者还是发现近世的日本民众事实上可以处于比较活跃的言论状态，统治阶层看来并不拒绝来自民众的献策与建言，有时甚至主动谋求这种发展。研究表明，在诸藩，希望民众有政策上的建议，至少在18世纪前期已经制度化了。幕府方面的情况更典型一些，以吉宗时代为例，德川吉宗入继将军之初，循例向全国派遣“巡见使”，但这些人回来报告说“各地平安无事，人民深浴恩泽”之类，却让吉宗听了大为不满，并将他们免了职。由此看来，吉宗不只是想利用情报组织以达到政令、权威的确立，还想积极地征求有益于政治的参考意见。不久即发布命令，受理民众的请愿与陈情，对于拦驾面诉也持宽容态度。享保六年（1712年）更设置了“目安箱”，每月三次在评定所外放置，投书者写好诉状，密封投之，然后有司将其直接送呈将军御览。目安箱之设不限于一地，京都、大坂等地也有。目安箱的设置是面向底层民众的，官吏若有进言，则只能面对其直接上司或“目付”。民众的投书使各级官员特别是下级官员的“不正行为”无所遁形，从而强化了将军的权力，同时，目安箱的设置也含有借“直诉制度”缓和民众积极或消极抵抗的意图，即告诉民众：这也是一种表示不满的方式，让民众有机会渲泄。
一般认为，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之时日本即进入了“锁国时代”，直接的原因是禁教。但“锁国”这两个汉字有时会给人一种国门“砰”地一声关上的印象，一些学者颇不以为然，他们指出，“锁国”之后，不仅异国情报的流入未曾中断，只是限定为四口（长崎、萨摩、对马、松前），四口中以长崎最为重要，它是幕府直辖地，由长崎奉行管理。可以说，即使十七世纪初日本进入了锁国时代，也仍有一扇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朝远在江户的幕府中枢虚掩着，它就是荷兰人设在长崎的商馆，某种意义上讲，它甚至决定了日本近代的命运。
首先，商馆提供了兰学。兰学是指由荷兰人输入的西洋文化，它也是情报中的一种，并且也处于幕府的主导之下。兰学的兴起与发达反映了日本社会对待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兰学的积淀以及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对于近代具有何种意义呢？发达的兰学冲击并逐渐取代了儒学的地位，这是一种深刻的变化，即使因此说日本提前进入了近代也是不过分的：它既作为十九世纪日本与欧美强国对抗的缓冲，又是日本急速西洋化（之后更有“脱亚入欧”）的预备。具体到近代新闻媒介上，“兰学”储备了大批人才，最早的一批近代报人几乎都有很深的兰学造诣。“兰学”还提供了理解与接受近代新闻媒介的观念。所以，说到底，日本的新闻文化也是“混血型”的。
其次，兰馆的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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