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摘要：西部大开发是由中央发起的，着眼于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和建设、结构调整、科教与人才培养。财政部也拟将大部分资金投向西部，采取向西部倾斜的政策措施。这个决策得到了西部地区热烈的相应，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没有那么积极。因为财政部给西部的补贴大多来自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回顾历史，西部地区曾经靠政府的计划性配置资源而取得与东部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生产力的特定布局这些客观条件以及自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思想观念等主观条件都直接或间接的导致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在这一期间西部并不是没有发展机会，而是其内部的创新机制没有启动，即使有机会有支援有帮助，也无法利用。
推进西部开发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缩小差距，促进公平。西部开发首先就面临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对于西部脆弱的自然环境与其说要开发利用，不如说是要保护；至于矿藏资源的开采也应注意是否值得的问题；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改善资源的利用效率，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采取补贴政策确是无可挑剔的。但政府及其官员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会受到局部利益和个人私利的驱使，影响社会目标的实现。
对于西部开发，本文提出了若干条可供选择的对策：
（1）严格控制投入的总量、避免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
（2）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推动市场化进程。
（3）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立法，鼓励植树造林。我们还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将民间组织引入西部大开发的浪潮。
一、背景与展示
目前，西部大开发正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的同时，更需要保持一点冷静的思考，以便使这一重大的战略行动能够顺利进行，并取得最后的成功。因此，对西部开发决策的背景、目标、体制安排和政策选择作一深入分析，会使我们的行动更为自觉。
这场在世纪之交兴起的西部大开发，是由中央最高层筹划和发动、中央部委及西部省区呼应的自上而下的战略行动。其必要性和战略意义非常明显：着眼于中国的长期发展，缩小东西部差别，加强民族团结，实现三步走的战略设想和邓小平关于“两个大局”的理念（先让东部沿海地区加快改革开放发展起来，当本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再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发展，并要求东部和中西部分别在不同时期顾全这两个大局）。其可行性在于20年改革开放国力的增强、粮食总量的阶段性过剩和加入WTO之后即将迎来的对外开放的新阶段。
中央关于西部开发的决策得到了相关部委和西部省区领导的热烈响应；东部地区则没有西部那么积极；而中部地区则由于非东（部）非西（部），似乎受到冷落而有点抱怨。这很正常，它体现了在给定的博弈支付下各参与人为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采取的最优战略。早就有学者分析，将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收转化为地方体制外收入的地方主义行为，其根源之一就是（中）西部地区获得了较多的中央财政补贴，而这些补贴又大多来自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黄肖广，1996）。因此，面对日益勃发的地方利己倾向，声势浩大的西部大开发既可为抑制地方主义倾向提供利器，又可为加强集中统一展示全景舞台。另一个背景是，历时两年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西部开发显然可以进一步启动内需，进而走出持续数年的通货紧缩。
根据中央的意图，财政部拟将大部分国债资金和国外借款投向西部；央行已决意改变所控银行的贷款结构－－加大中、长期贷款的比例；农、林各口已经出台一系列鼓励农业综合开发与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策措施；铁道、交通等部门分别宣示要让上千亿元投资向西部地区倾斜。西部省区亦不甘落后，纷纷亮出各自的底牌：或曰创建绿色经济强省；或曰构筑西部开发的桥头堡；或曰率先进入发达地区的行列；可谓百鸟齐鸣、争奇斗艳，无一不想从西部开发的蛋糕中多切得一块。这也难怪，在习惯了各级政府须经争叫获取资源的传统格局下，有谁甘愿自损利益呢？经过一番利益博弈和上下求索，终于明确了西部开发的主攻方向：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和建设、结构调整、科教与人才培养。应当说，这一方向的确定实为正确和明智之举。基础设施包罗万象，大到机场、铁路、水利枢纽，小到乡村公路、电网建设等等；生态保护和建设则指退耕还林（草）、封山育林、荒山绿化、防风固沙等；结构调整主要是指大力发展各地的特色产业或优势产业；科教与人才培养包括扫盲、远程教育等；这些都将纳入各级政府的“十五”规划当中。今年的“盘子”也已敲定，以“十大工程”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退耕还林（草）将构成今年西部开发的主调。不过，实施起来需要精心选择，慎重决策，具体落实。
二、西部为何会落后
西部地区确已落后了，至少从改革开放以来是如此。据有人测算，从1978－－1997年，在全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东部地区从52％上升为61.4％，西部地区则从17％下降为14.8％。人均GDP差距也在逐渐拉大，改革开放初期，西北各省区人均GDP高于福建，其中青海甚至高于广东，但到1997年，全国人均GDP为6392元，西部人均GDP仅为4009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2.7％。1998年，广东、福建人均GDP已超过10000元，西北五省区除新疆达到6435元，其余各省区均不到4500元，相差达一倍以上。那末，为什么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西部地区曾经取得了与东部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而，这种均势为何在改革的背景下会被打破？
任何社会经济形态，要求产出的总量在空间的分布上绝对均匀，那将是一种幻想。迄今为止，即便是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或区域也未有过这样的事例。但是，不同地区之间人均产出的均等化或者这种均等化的趋势却可能存在。尤其在市场经济较为完善的国度，一旦发生地区间人均产出或收入较大程度的差异性，就会促使落后地区的居民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向较为发达的地区迁移；而资本（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则向低劳力成本的地区流动，由此缩小地区间的差别。不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地区间人均产出的差异则可通过另一种方式，即通过政府的资源配置、资源和产品的直接定价、以及强制性的移民措施等加以缩小，甚至予以消除。尽管两者最终可以取得人均产出均等化的相同结果，而内在效率上的差别却极为显著，这已被大量的经验事实所证明。
在改革开放前，西部地区所取得的与东部地区相近的发展水平，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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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西部地区曾经靠政府的计划性配置资源而取得与东部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生产力的特定布局这些客观条件以及自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思想观念等主观条件都直接或间接的导致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在这一期间西部并不是没有发展机会，而是其内部的创新机制没有启动，即使有机会有支援有帮助，也无法利用。
推进西部开发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缩小差距，促进公平。西部开发首先就面临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对于西部脆弱的自然环境与其说要开发利用，不如说是要保护；至于矿藏资源的开采也应注意是否值得的问题；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改善资源的利用效率，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采取补贴政策确是无可挑剔的。但政府及其官员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会受到局部利益和个人私利的驱使，影响社会目标的实现。
对于西部开发，本文提出了若干条可供选择的对策：
（1）严格控制投入的总量、避免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
（2）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推动市场化进程。
（3）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立法，鼓励植树造林。我们还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将民间组织引入西部大开发的浪潮。
一、背景与展示
目前，西部大开发正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的同时，更需要保持一点冷静的思考，以便使这一重大的战略行动能够顺利进行，并取得最后的成功。因此，对西部开发决策的背景、目标、体制安排和政策选择作一深入分析，会使我们的行动更为自觉。
这场在世纪之交兴起的西部大开发，是由中央最高层筹划和发动、中央部委及西部省区呼应的自上而下的战略行动。其必要性和战略意义非常明显：着眼于中国的长期发展，缩小东西部差别，加强民族团结，实现三步走的战略设想和邓小平关于“两个大局”的理念（先让东部沿海地区加快改革开放发展起来，当本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再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发展，并要求东部和中西部分别在不同时期顾全这两个大局）。其可行性在于20年改革开放国力的增强、粮食总量的阶段性过剩和加入WTO之后即将迎来的对外开放的新阶段。
中央关于西部开发的决策得到了相关部委和西部省区领导的热烈响应；东部地区则没有西部那么积极；而中部地区则由于非东（部）非西（部），似乎受到冷落而有点抱怨。这很正常，它体现了在给定的博弈支付下各参与人为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采取的最优战略。早就有学者分析，将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收转化为地方体制外收入的地方主义行为，其根源之一就是（中）西部地区获得了较多的中央财政补贴，而这些补贴又大多来自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黄肖广，1996）。因此，面对日益勃发的地方利己倾向，声势浩大的西部大开发既可为抑制地方主义倾向提供利器，又可为加强集中统一展示全景舞台。另一个背景是，历时两年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西部开发显然可以进一步启动内需，进而走出持续数年的通货紧缩。
根据中央的意图，财政部拟将大部分国债资金和国外借款投向西部；央行已决意改变所控银行的贷款结构－－加大中、长期贷款的比例；农、林各口已经出台一系列鼓励农业综合开发与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策措施；铁道、交通等部门分别宣示要让上千亿元投资向西部地区倾斜。西部省区亦不甘落后，纷纷亮出各自的底牌：或曰创建绿色经济强省；或曰构筑西部开发的桥头堡；或曰率先进入发达地区的行列；可谓百鸟齐鸣、争奇斗艳，无一不想从西部开发的蛋糕中多切得一块。这也难怪，在习惯了各级政府须经争叫获取资源的传统格局下，有谁甘愿自损利益呢？经过一番利益博弈和上下求索，终于明确了西部开发的主攻方向：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和建设、结构调整、科教与人才培养。应当说，这一方向的确定实为正确和明智之举。基础设施包罗万象，大到机场、铁路、水利枢纽，小到乡村公路、电网建设等等；生态保护和建设则指退耕还林（草）、封山育林、荒山绿化、防风固沙等；结构调整主要是指大力发展各地的特色产业或优势产业；科教与人才培养包括扫盲、远程教育等；这些都将纳入各级政府的“十五”规划当中。今年的“盘子”也已敲定，以“十大工程”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退耕还林（草）将构成今年西部开发的主调。不过，实施起来需要精心选择，慎重决策，具体落实。
二、西部为何会落后
西部地区确已落后了，至少从改革开放以来是如此。据有人测算，从1978－－1997年，在全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东部地区从52％上升为61.4％，西部地区则从17％下降为14.8％。人均GDP差距也在逐渐拉大，改革开放初期，西北各省区人均GDP高于福建，其中青海甚至高于广东，但到1997年，全国人均GDP为6392元，西部人均GDP仅为4009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2.7％。1998年，广东、福建人均GDP已超过10000元，西北五省区除新疆达到6435元，其余各省区均不到4500元，相差达一倍以上。那末，为什么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西部地区曾经取得了与东部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而，这种均势为何在改革的背景下会被打破？
任何社会经济形态，要求产出的总量在空间的分布上绝对均匀，那将是一种幻想。迄今为止，即便是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或区域也未有过这样的事例。但是，不同地区之间人均产出的均等化或者这种均等化的趋势却可能存在。尤其在市场经济较为完善的国度，一旦发生地区间人均产出或收入较大程度的差异性，就会促使落后地区的居民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向较为发达的地区迁移；而资本（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则向低劳力成本的地区流动，由此缩小地区间的差别。不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地区间人均产出的差异则可通过另一种方式，即通过政府的资源配置、资源和产品的直接定价、以及强制性的移民措施等加以缩小，甚至予以消除。尽管两者最终可以取得人均产出均等化的相同结果，而内在效率上的差别却极为显著，这已被大量的经验事实所证明。
在改革开放前，西部地区所取得的与东部地区相近的发展水平，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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