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知识规划的由来和特征
一
后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文化霸权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空场”问题。但是从马克思主义解释史和传播史看，寻找新的规划基础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场”做法并不足奇，可以说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是围绕此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学者一直致力于两类马克思主义的“空场”：第一类是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而被称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压抑了的普遍性，如萨特著名的“人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空场”这个口号，而走到极端则是法兰克福学派那样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弥赛亚救世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传统联系起来；第二类是马克思不曾在自己时代直接遭遇因此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反映出来的现代问题，如哈维所言的“空间”问题，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主义被“升级”为当代文化的面孔，哈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及诸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是同质的。因此，可以说，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的立场并没有超越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
复杂的是，如果说第二国际以来的“修正主义”以必须适应于政治经济发展而“更新”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曲解、补充甚至否定立场的理由，那么在这种理由成为一种习惯的理论或学术姿态后，它背后的政治立场便发生了极大的偏转。如詹明信所言，“马克思主义，就像所有其他的文化现象，随其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注：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4页。)。这一论断在中文语境中的理解可能与其原始语境具有极大的不同，因为它在文化价值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性，因此即使对于自由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不构成政治言说的边界，它只是被自由地谈论和发挥的一种文化。正是这一原因使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性之未完成的政治规划被替换成知识规划，从知识规划角度来谈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替代也具有了合法性。拉克劳和墨菲正是在这一背景中自我圈定了一个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圈子，而由它溢出的则是“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学路向，即把一种可能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前提作为理论的中心视域。因此，我们看到在上述两类“空场”上，后马克思主义都告别了传统“补充”或“发展”的理论姿态，而变成了“发挥”(如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超越”(如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或“哀悼”(如德里达之“幽灵”)等立场。而这正是他们偏爱suture(缝合)、articulate(接合、言说)这些词的原因。在他们看来，这些术语既能够表示一种通过“清晰地阐明”的语言行为而获得实践性的策略，从而弥补“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心主题在新的理论中的不足；又能够表达这样的含义，言说或实践产生作用的领域是由社会的不确定性、由每一种指符的不固定性决定的，是环境多元要素和能指的漂浮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注：拉克劳和墨菲：《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28—142页。)。当然，这种理论立场既割裂了它自身与历史逻辑的联系，也在理论逻辑上否定了普遍性诉求(这个问题在齐泽克那里被清晰地意识到，并得到极大的纠正)。所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变史来理解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立场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我们无法理解他们所采取的与马克思主义保持切线关系(即既相关又不在其中)的理论姿态，因为那种“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只能是一种抽象的和学院的理论，它把马克思主义投入到远方的地平线上，使之成为永远不可能的一个亮点。而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学者喜欢用这样一些与时间相关的术语来描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推迟”、“延宕”(德里达)、“姗姗来迟”(詹明信)等等。
二
无论采取了何种姿态以维持与马克思相关的形象，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都相去甚远。集中地说，他们在三个核心点上对马克思主义实行了内在的爆破：生产力、阶级和革命，而由此产生的则是生态、女性(种族、少数等)和民主主义的复杂结合体。正是在这里，它与后现代思潮具有了内在的亲缘性，不仅立场相互支持，而且许多重要的理论依据也都一致。因此，理解后马克思主义冲动在当代的强劲势头，必须在理论上注意“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对一种同质逻辑的判定，而是对包含在多元性之中自身又包含着多元性的话语的界划 (注：虽然我倾向于采取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但我们也将发现，近十年来，广义的理论上的“后”姿态却是西方左派学者的一种十分普遍的取向。例如1992年第二届世界马克思大会，其主题散裂和立场的多元甚至已经让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产生了沟通的困难，而在理论上完成描述和推动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任务过程中，在逻辑上“告别”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并不少见。参阅该次会议的论文集，Antonio Callari etc.(eds)Marxism in the Postrnodern Age:Confronting theNew World Order,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1995.)。
从基本背景看，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本身就和社会历史事件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直接相关。因此，其政治策略与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在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1968年红五月运动对左派理论和政治实践的影响。可以肯定，如果说后马克思主义诸种理论立场都可以在逻辑上追溯到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在内在20世纪西方社会思潮的变迁，那么，1968年的革命事件在把这些理论转变成一种政治姿态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最直接的意义上，1968年仅仅是一个断代标志，它是整个西方左派理论和实践的转型的起点。虽然到目前为止，对于它的研究可能都是分散和片面的，但将它作为一种新历史的标志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理论诉求(注：参阅杰姆逊：《60年代断代》，载王逢振编《六十年代》，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Fink,C.Gassert.P,and Junker.D,(eds)1968:the World Transform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在整个60年代的转型过程中，1968年作为一个突出的标志，在其中复杂地纠合了不同的政治情绪：在发达资本主义(第一世界)官僚制牢笼中的自由冲动；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第二集团”)异化的积极拯救需要；经过50年代政治蕴酿而在全球扩散的“第三世界”政治话语，这些政治情绪直接引发了新的理论。但是，运动本身的失败却再次证明霍克海默式的论见：发达资本主义越来越非革命化。西欧(特别是法国)共产党人的脆弱、萨特式人学的空洞、马尔库塞式总体的文化革命的不现实性，使左派理论家失去了宏大革命的兴趣。这在总体上催生了对总体革命的怀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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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文化霸权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空场”问题。但是从马克思主义解释史和传播史看，寻找新的规划基础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场”做法并不足奇，可以说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是围绕此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学者一直致力于两类马克思主义的“空场”：第一类是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而被称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压抑了的普遍性，如萨特著名的“人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空场”这个口号，而走到极端则是法兰克福学派那样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弥赛亚救世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传统联系起来；第二类是马克思不曾在自己时代直接遭遇因此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反映出来的现代问题，如哈维所言的“空间”问题，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主义被“升级”为当代文化的面孔，哈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及诸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是同质的。因此，可以说，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的立场并没有超越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
复杂的是，如果说第二国际以来的“修正主义”以必须适应于政治经济发展而“更新”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曲解、补充甚至否定立场的理由，那么在这种理由成为一种习惯的理论或学术姿态后，它背后的政治立场便发生了极大的偏转。如詹明信所言，“马克思主义，就像所有其他的文化现象，随其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注：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4页。)。这一论断在中文语境中的理解可能与其原始语境具有极大的不同，因为它在文化价值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性，因此即使对于自由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不构成政治言说的边界，它只是被自由地谈论和发挥的一种文化。正是这一原因使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性之未完成的政治规划被替换成知识规划，从知识规划角度来谈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替代也具有了合法性。拉克劳和墨菲正是在这一背景中自我圈定了一个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圈子，而由它溢出的则是“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学路向，即把一种可能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前提作为理论的中心视域。因此，我们看到在上述两类“空场”上，后马克思主义都告别了传统“补充”或“发展”的理论姿态，而变成了“发挥”(如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超越”(如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或“哀悼”(如德里达之“幽灵”)等立场。而这正是他们偏爱suture(缝合)、articulate(接合、言说)这些词的原因。在他们看来，这些术语既能够表示一种通过“清晰地阐明”的语言行为而获得实践性的策略，从而弥补“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心主题在新的理论中的不足；又能够表达这样的含义，言说或实践产生作用的领域是由社会的不确定性、由每一种指符的不固定性决定的，是环境多元要素和能指的漂浮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注：拉克劳和墨菲：《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28—142页。)。当然，这种理论立场既割裂了它自身与历史逻辑的联系，也在理论逻辑上否定了普遍性诉求(这个问题在齐泽克那里被清晰地意识到，并得到极大的纠正)。所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变史来理解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立场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我们无法理解他们所采取的与马克思主义保持切线关系(即既相关又不在其中)的理论姿态，因为那种“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只能是一种抽象的和学院的理论，它把马克思主义投入到远方的地平线上，使之成为永远不可能的一个亮点。而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学者喜欢用这样一些与时间相关的术语来描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推迟”、“延宕”(德里达)、“姗姗来迟”(詹明信)等等。
二
无论采取了何种姿态以维持与马克思相关的形象，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都相去甚远。集中地说，他们在三个核心点上对马克思主义实行了内在的爆破：生产力、阶级和革命，而由此产生的则是生态、女性(种族、少数等)和民主主义的复杂结合体。正是在这里，它与后现代思潮具有了内在的亲缘性，不仅立场相互支持，而且许多重要的理论依据也都一致。因此，理解后马克思主义冲动在当代的强劲势头，必须在理论上注意“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对一种同质逻辑的判定，而是对包含在多元性之中自身又包含着多元性的话语的界划 (注：虽然我倾向于采取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但我们也将发现，近十年来，广义的理论上的“后”姿态却是西方左派学者的一种十分普遍的取向。例如1992年第二届世界马克思大会，其主题散裂和立场的多元甚至已经让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产生了沟通的困难，而在理论上完成描述和推动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任务过程中，在逻辑上“告别”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并不少见。参阅该次会议的论文集，Antonio Callari etc.(eds)Marxism in the Postrnodern Age:Confronting theNew World Order,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1995.)。
从基本背景看，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本身就和社会历史事件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直接相关。因此，其政治策略与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在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1968年红五月运动对左派理论和政治实践的影响。可以肯定，如果说后马克思主义诸种理论立场都可以在逻辑上追溯到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在内在20世纪西方社会思潮的变迁，那么，1968年的革命事件在把这些理论转变成一种政治姿态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最直接的意义上，1968年仅仅是一个断代标志，它是整个西方左派理论和实践的转型的起点。虽然到目前为止，对于它的研究可能都是分散和片面的，但将它作为一种新历史的标志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理论诉求(注：参阅杰姆逊：《60年代断代》，载王逢振编《六十年代》，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Fink,C.Gassert.P,and Junker.D,(eds)1968:the World Transform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在整个60年代的转型过程中，1968年作为一个突出的标志，在其中复杂地纠合了不同的政治情绪：在发达资本主义(第一世界)官僚制牢笼中的自由冲动；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第二集团”)异化的积极拯救需要；经过50年代政治蕴酿而在全球扩散的“第三世界”政治话语，这些政治情绪直接引发了新的理论。但是，运动本身的失败却再次证明霍克海默式的论见：发达资本主义越来越非革命化。西欧(特别是法国)共产党人的脆弱、萨特式人学的空洞、马尔库塞式总体的文化革命的不现实性，使左派理论家失去了宏大革命的兴趣。这在总体上催生了对总体革命的怀疑，而
“新左派”浮现历史水面，并成为一种广泛的政治情绪。在其中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等人充分阐发出来的日常生活逐步成为左派学生的兴趣所在，而第三世界和女性政治则作为一种他性政治流行起来。如果进一步考虑到由卡逊对农业化学的抗议、罗马俱乐部学者们的警世之言，生态政治的崛起也不难理解。或许这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实际在其后承载左派理论姿态的重要原因。因为，无论是福柯、拉康、德里达的颠覆性研究，还是阿尔都塞以多元决定论对经济决定论的替换，都直接适应了反本质主义之左派理论诉求。而所谓后现代在利奥塔等人的鼓噪下像病毒一样传播，对左派来说，只是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基础。在这一意义上，墨菲和拉克劳在1985年公开出版的《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确实只是一个总结。正是因为他们两人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来操作激活了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这个没有被及时地充分地运用的重要理论，而以此为契机，他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则在经过葛兰西中介后被作为整个西方文化研究的左派人口。虽然把阿尔都塞或其他一种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在 《后马克思主义知识规划的由来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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