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生产、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
我们已经习惯于用“全球化”这样的字眼来描述时代的变化，并且似乎假设了它是人 类的又一次福音，因此对它抱以异乎寻常的热情。事实上，这种态度并没有多少现实的 根据，因为，无论是在经验还是理论层次上，当前的“全球化”都和资本生产方式变化 脱不开联系，并且资本主义仍然占据着组织当前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霸权地位。 因此，它也包含着深刻的矛盾。这就使得我们必须从生产方式变化来认识资本主义、揭 示它的变化特征、内在矛盾和社会历史影响。只有在这一个前提上，我们才能充分获得 向资本主义先进经验学习的落脚点。
一、弹性生产：问题的提出及其实质
虽然资本主义一直不断地改变着其自身的形象，但20世纪下半叶的变化尤为迅速和深 刻。宏观层次上，战后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支持下，欧美获得普遍的增长，70年 代“滞胀”现象出现后，新自由主义又取而代之成为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它的 推动下，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得以发生。关于这场革命的意义，左派学者们强 调，“与其是一场开创新纪元的革命，不如说是一场从政治上重新组织全球的革命，其 目的是让全球资本主义摆脱各种政治羁绊放手统治全世界”。[1](p.472)在微观层次上 ，二战期间积累的新技术被广泛运用并形成战后技术革新的高潮，特别是随着计算机的 普遍使用，高新技术触发了新一轮的组织制度变革，传统的“福特制”被替代，一种更为灵活和适应复杂竞争环境的生产体系逐步形成，此所谓高技术革命和管理革命。上述两个层次的变化不是各自孤立的事件而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总体变化过程的两个方面。
在诸多竞争性解释中，我认为从生产方式变化入手的“弹性生产”(flexibleproduction)理论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个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变化的概括，既反映 了在微观管理层次上的“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大规模定制”(mass customization)、“后现代管理”(postmodernmanagement)等方面内容，也指认出这种变化的根本目标和归宿在于资本的“弹性积累 ”(flexible accumulation)。
我们已经知道，在20世纪的大半个时期中，资本主义生产都是以福特制的“大宗生产 ”(mass production)为典型特征的。这种因福特发明的第一条汽车生产线而得名的生 产制度在规模经济方面创造了巨大的成就，例如凭借这种生产方式，美国在1955年全球 汽车市场所占份额达75%，1960年它的500家大公司生产出全国一半以上的产品，雇佣了 其12%的劳动力。不过，福特制在60年代达到鼎盛之际也开始了其衰落过程，并逐步成 为资本在全球扩张的障碍。随着全球经济的深化，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的竞争环境使得 福特制原发地和代表者美国在70年代竞争中受到了欧洲和日本的巨大挑战。特别是日本 ，以丰田汽车等为代表的跨国公司从50年代就开始了一种不同于福特制的生产方式，并 在国际竞争中获得巨大成功。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学者迎风而动，他们发动对日本管理 和文化的研究，出版了《日本名列第一》(艾兹拉·伏格尔)、《日本企业管理艺术》( 帕斯卡尔和阿索斯)、《Z理论》(威廉·大内)、《追求卓越》(彼得斯和沃特曼)等著作 ，并直接影响了美国的企业界实践，从而促进了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操作的转 变，把组织战略转移到它的灵活性上，以适应高技术和跨国公司实践影响下竞争条件的 变化。这种战略的调整所涉及的领域和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仅在于生产技术(工艺)、 组织结构，而且涉及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精益生产”、“后福特主义”、“大规模 定制”和“后现代管理”等术语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这一管理实践变化的特征。这些视 角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与不同研究的理论旨趣直接相关，例如关注制造业变化的沃麦克 等人偏爱“精益”这个术语，组织研究者更侧重于“后现代”性，文化研究者喜欢“后 福特主义”等。“弹性生产”问题较早出现于查尔斯·F·沙贝尔等人的研究中，他在1 983年就提出“弹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这个术语来解释“后福特主义 ”问题，在后来的《工作与政治学》、《第二次工业分工》(与皮尔瑞合著)等著作中， 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考察。他肯定这是工业革命之初就出现的一种生产倾向，只是由 于被政治化的“福特主义”所遏制，并认为“弹性专门化”生产体系较之于“大宗生产 ”更能幸免于当前的经济混乱。[2](p.104)应该说，沙贝尔指认了生产体系的调整是围 绕资本主义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它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复杂的政治问题。一般认为 ，沙贝尔等人的“弹性专业化”理论是一种有抱负的理论，它试图在解释市场、国家行 为和生产状况的变化同时解释工作的组织方式和工业关系的变化，也因此引发了很大的 争论。事实上，在后福特主义思想重要来源之一的政治经济学的规制学派那里，阿兰· 李比茨等人认为，资本主义既不是历史上无变化的结构，也不会有目的地走向灭亡。也 就是说，它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通过产生连续的积累体制不断克 服内在矛盾，如劳资关系、消费规范和国家干预等问题，以实现自己获得最大的剩余价 值。这样看来，后福特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次生产方式的自觉调整，它与 福特主义一样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历史影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福特主义普遍地受 到了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国际学界的关注。人们普遍认为，后福特主义代表着一种新的 经济市场与经济文化原则，它与福特主义相反，通常与更小型、更灵活的生产单位相关 ，这种生产单位能够分别满足更大范围以及各种类型的特定消费
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 治体制当然是围绕资本积累制度建立和变化的，因此他对当前资本积累特征的看法是： 资本主义确实出现了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样态等方面的弹性，在反对“ 福特主义”的制度刚性意义上，这种弹性是一种“弹性积累”的机制。但是，他与规制 学派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他强调在经验上无法证明这种变化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全面特 征 《弹性生产、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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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弹性生产：问题的提出及其实质
虽然资本主义一直不断地改变着其自身的形象，但20世纪下半叶的变化尤为迅速和深 刻。宏观层次上，战后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支持下，欧美获得普遍的增长，70年 代“滞胀”现象出现后，新自由主义又取而代之成为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它的 推动下，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得以发生。关于这场革命的意义，左派学者们强 调，“与其是一场开创新纪元的革命，不如说是一场从政治上重新组织全球的革命，其 目的是让全球资本主义摆脱各种政治羁绊放手统治全世界”。[1](p.472)在微观层次上 ，二战期间积累的新技术被广泛运用并形成战后技术革新的高潮，特别是随着计算机的 普遍使用，高新技术触发了新一轮的组织制度变革，传统的“福特制”被替代，一种更为灵活和适应复杂竞争环境的生产体系逐步形成，此所谓高技术革命和管理革命。上述两个层次的变化不是各自孤立的事件而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总体变化过程的两个方面。
在诸多竞争性解释中，我认为从生产方式变化入手的“弹性生产”(flexibleproduction)理论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个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变化的概括，既反映 了在微观管理层次上的“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大规模定制”(mass customization)、“后现代管理”(postmodernmanagement)等方面内容，也指认出这种变化的根本目标和归宿在于资本的“弹性积累 ”(flexible accumulation)。
我们已经知道，在20世纪的大半个时期中，资本主义生产都是以福特制的“大宗生产 ”(mass production)为典型特征的。这种因福特发明的第一条汽车生产线而得名的生 产制度在规模经济方面创造了巨大的成就，例如凭借这种生产方式，美国在1955年全球 汽车市场所占份额达75%，1960年它的500家大公司生产出全国一半以上的产品，雇佣了 其12%的劳动力。不过，福特制在60年代达到鼎盛之际也开始了其衰落过程，并逐步成 为资本在全球扩张的障碍。随着全球经济的深化，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的竞争环境使得 福特制原发地和代表者美国在70年代竞争中受到了欧洲和日本的巨大挑战。特别是日本 ，以丰田汽车等为代表的跨国公司从50年代就开始了一种不同于福特制的生产方式，并 在国际竞争中获得巨大成功。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学者迎风而动，他们发动对日本管理 和文化的研究，出版了《日本名列第一》(艾兹拉·伏格尔)、《日本企业管理艺术》( 帕斯卡尔和阿索斯)、《Z理论》(威廉·大内)、《追求卓越》(彼得斯和沃特曼)等著作 ，并直接影响了美国的企业界实践，从而促进了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操作的转 变，把组织战略转移到它的灵活性上，以适应高技术和跨国公司实践影响下竞争条件的 变化。这种战略的调整所涉及的领域和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仅在于生产技术(工艺)、 组织结构，而且涉及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精益生产”、“后福特主义”、“大规模 定制”和“后现代管理”等术语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这一管理实践变化的特征。这些视 角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与不同研究的理论旨趣直接相关，例如关注制造业变化的沃麦克 等人偏爱“精益”这个术语，组织研究者更侧重于“后现代”性，文化研究者喜欢“后 福特主义”等。“弹性生产”问题较早出现于查尔斯·F·沙贝尔等人的研究中，他在1 983年就提出“弹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这个术语来解释“后福特主义 ”问题，在后来的《工作与政治学》、《第二次工业分工》(与皮尔瑞合著)等著作中， 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考察。他肯定这是工业革命之初就出现的一种生产倾向，只是由 于被政治化的“福特主义”所遏制，并认为“弹性专门化”生产体系较之于“大宗生产 ”更能幸免于当前的经济混乱。[2](p.104)应该说，沙贝尔指认了生产体系的调整是围 绕资本主义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它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复杂的政治问题。一般认为 ，沙贝尔等人的“弹性专业化”理论是一种有抱负的理论，它试图在解释市场、国家行 为和生产状况的变化同时解释工作的组织方式和工业关系的变化，也因此引发了很大的 争论。事实上，在后福特主义思想重要来源之一的政治经济学的规制学派那里，阿兰· 李比茨等人认为，资本主义既不是历史上无变化的结构，也不会有目的地走向灭亡。也 就是说，它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通过产生连续的积累体制不断克 服内在矛盾，如劳资关系、消费规范和国家干预等问题，以实现自己获得最大的剩余价 值。这样看来，后福特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次生产方式的自觉调整，它与 福特主义一样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历史影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福特主义普遍地受 到了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国际学界的关注。人们普遍认为，后福特主义代表着一种新的 经济市场与经济文化原则，它与福特主义相反，通常与更小型、更灵活的生产单位相关 ，这种生产单位能够分别满足更大范围以及各种类型的特定消费
者需求。因此，能够适 应多元化市场发展的需要。但是，上述理论都对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变化采取了过分乐观 的态度。
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 治体制当然是围绕资本积累制度建立和变化的，因此他对当前资本积累特征的看法是： 资本主义确实出现了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样态等方面的弹性，在反对“ 福特主义”的制度刚性意义上，这种弹性是一种“弹性积累”的机制。但是，他与规制 学派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他强调在经验上无法证明这种变化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全面特 征 《弹性生产、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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