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贽剖判孟轲谈开去——兼及王安石朱熹等
展模式之中，却是中肯的、符合事实的。李贽对人性之混沌性的认识，与其“童心说”和“人皆有私说”相关。我认为，这些理论也都符合现代西方心理学的研究结论，值得今人深思。我还认为，孟轲这种将“己见”视为“定本”的做法，也确实障蔽了人性的复杂性，使千百年来宗法专制和皇权专制主义之古老中国产生了成千上万以性善自诩、以道德自高并藐视“小民”人性的儒生乡愿和儒学官员。
三
李贽批评孟轲第二点，是其胡乱抬高孔丘名声，将之圣人化，甚至神化。
李贽说，孟轲愿意尊敬孔丘并向他学习，是可以的；作为个人的一家之言，他愿意称赞孔丘并把他叫作“万世之师”，也是可以的。但如果孟轲真的认为“（孔丘）贤于尧、舜，为生民以来所未有”，那就太夸张了。李贽认为，这种说法简直是“不自知其言之过矣”。孟轲太自作聪明、太不智了，以致自己都不知道错在哪里。注意，所谓“生民以来”，即自有人类以来。这话说得就太过分了。
李贽用孔丘的自我评价来驳斥孟轲。
从材质看，李贽认为，孔丘充其量不过达到尧舜程度罢了。李贽说，孔丘好古敏求、学而知之，反复向学生诉说，自己无非一个“述而不作”之人——学问都从别人那儿趸来学来。可孟轲却说孔丘比尧舜还伟大、还厉害。这不是自作聪明、不智，是什么？从本领和行为（“举措”）看，李贽认为，孔丘“分明”在“尧舜以下”。李贽云，孔丘经常说自己最崇拜、最常梦见的人，就是周公。可见在孔丘心目中，其最高理想人物也就周公这个档次。而周公，即使按儒学教统说，也远远不能和尧舜媲美（周公赞美、宣传和效法的，就是尧舜）。李贽认为，若从功业和贡献角度说，周公根本无法和舜相提并论，更“何况尧乎”？可孟轲却不顾事实，居然说孔丘是“生民以来所未有”，把他抬到比周公比舜比尧都高的地位。这不是自作聪明、不智又是什么？从实际情况看，李贽认为，孔丘一生无非宣讲尧舜以来“圣人之事”罢了。既如此，难道后世一个宣讲者比前代功业的实际创造者还伟大、还崇高？孟轲对孔丘的吹嘘是否也太过分、太“过情”了呢？
李贽的结论是，作为弟子吹嘘老师可以理解（“然此犹可委日弟子互相神圣其师云耳”），但孟轲这种不靠谱的吹嘘太可笑，而且会谬种流传的。
不幸而言中！
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就比孟轲更能吹。对此，李贽当然不依不饶，必须剖判了。李贽《焚书》第三卷有一篇小品文，名叫《赞刘谐》，具录如下：
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日：“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日：“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其人默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李生闻而善日：“斯言也，简而当，约而有余，可以破疑网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盖虽出于一时调笑之语，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
该文亦庄亦谐，丑诋意味儿很浓。
文中讽刺的这个一身打扮为“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的道学先生，就暗示朱熹。朱熹训诲弟子多次亲口讲过“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由此被南宋后所有儒生和儒家乡愿们奉为至理名言，整日鹦鹉学舌。明理学承续宋理学。晚明，朱熹理论尤其吃香，也特别让李贽厌恶。不仅李贽厌恶，只要是正常人，也都厌恶。因为，朱熹和孟轲一样，吹嘘孔丘太“过情”了。在孟轲那里，孔丘只是自有“人类”以来最伟大最崇高的人。到朱熹这里，孔丘已变成从“宇宙开辟”以来最伟大最崇高的人了。按朱熹说法，孔丘出生以前，宇宙中连太阳都没有。不是吗？“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李贽通过文中人物刘谐之口尖刻嘲笑说：“怪道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怪不得比孔丘出生早几百年、几千年的周公、尧、舜等，甚至远古羲皇时代的人，不得不整日手持蜡烛行走呢。
一个人吹嘘另一个人竞能如此出格，对李贽来说，其人品、居心肯定大可怀疑，最起码，是有问题的。可能出于这种反感，李贽对朱熹一直深怀警惕。在一般人眼中，朱熹道德高尚，又编著了《四书集注》，是宋明理学圣人之一，应该像荀卿孟轲那样被放进“德业儒臣”行列才对。但在李贽看来，朱熹之道德是有亏损的。在《藏书》中，李贽仅列朱熹为“经学儒臣”。“经学儒臣”在所有关于儒臣的排序中，是倒数第二位，不仅在“德业儒臣”“行业儒臣”之下，也在“词学儒臣”“史学儒臣”之下，还在“数学儒臣”（音律、历象、占卜、星相）之下，而仅居于“艺学儒臣”（书法家、画家和器艺家）之前。李贽把朱熹（含董仲舒等）放在这个位置，是一种春秋笔法，表达了对他（以及他们）的轻蔑。
在《藏书》第四十五卷“经学儒臣”题下倒数第三篇《朱熹》中，李贽较详细追溯并分析了朱熹的生平和毛病。在李贽看来，朱熹属于“一本书主义者”或“一篇文章主义者”。所谓“一本书主义者”或“一篇文章主义者”，即平生所学只有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然后用它混饭吃，且吃了一辈子。这本书或这篇文章，就是《中庸》。李贽引朱熹话说：“予平生所学，只有此四字（即“正心诚意”——引者注）。”又说，就这一本书或这篇文章，朱熹也没有学好。李贽引朱熹话说：“予早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殁。”“未达”，也许是朱熹自谦之辞。但在李贽看来，这不是自谦，是事实。李贽说，朱熹早年自信不足，对学问之“未达”，尚有自知之明。例如，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朱熹刚被任命为秘书郎，适逢有人以“虚名之士不可用”上奏，便连忙辞职，去了武夷山冲佑观。在李贽看来，这就是朱熹担心被人指为“虚名之士”的证据。
朱熹名声鹊起，是从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奏复白鹿洞书院遗址”（并讲学）开始的。至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观时，“尊信者益众”。尽管如此，李贽认为，由于朱熹思想僵化学术领域太窄，其见解并不高明，对现实之经济政治军事世务等更一窍不通。李贽举例说，朱熹嫉妒主战派陈亮（公元1143-1194年）“文雄于时”，就写了一封信，批评陈亮“义利 《从李贽剖判孟轲谈开去——兼及王安石朱熹等(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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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李贽批评孟轲第二点，是其胡乱抬高孔丘名声，将之圣人化，甚至神化。
李贽说，孟轲愿意尊敬孔丘并向他学习，是可以的；作为个人的一家之言，他愿意称赞孔丘并把他叫作“万世之师”，也是可以的。但如果孟轲真的认为“（孔丘）贤于尧、舜，为生民以来所未有”，那就太夸张了。李贽认为，这种说法简直是“不自知其言之过矣”。孟轲太自作聪明、太不智了，以致自己都不知道错在哪里。注意，所谓“生民以来”，即自有人类以来。这话说得就太过分了。
李贽用孔丘的自我评价来驳斥孟轲。
从材质看，李贽认为，孔丘充其量不过达到尧舜程度罢了。李贽说，孔丘好古敏求、学而知之，反复向学生诉说，自己无非一个“述而不作”之人——学问都从别人那儿趸来学来。可孟轲却说孔丘比尧舜还伟大、还厉害。这不是自作聪明、不智，是什么？从本领和行为（“举措”）看，李贽认为，孔丘“分明”在“尧舜以下”。李贽云，孔丘经常说自己最崇拜、最常梦见的人，就是周公。可见在孔丘心目中，其最高理想人物也就周公这个档次。而周公，即使按儒学教统说，也远远不能和尧舜媲美（周公赞美、宣传和效法的，就是尧舜）。李贽认为，若从功业和贡献角度说，周公根本无法和舜相提并论，更“何况尧乎”？可孟轲却不顾事实，居然说孔丘是“生民以来所未有”，把他抬到比周公比舜比尧都高的地位。这不是自作聪明、不智又是什么？从实际情况看，李贽认为，孔丘一生无非宣讲尧舜以来“圣人之事”罢了。既如此，难道后世一个宣讲者比前代功业的实际创造者还伟大、还崇高？孟轲对孔丘的吹嘘是否也太过分、太“过情”了呢？
李贽的结论是，作为弟子吹嘘老师可以理解（“然此犹可委日弟子互相神圣其师云耳”），但孟轲这种不靠谱的吹嘘太可笑，而且会谬种流传的。
不幸而言中！
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就比孟轲更能吹。对此，李贽当然不依不饶，必须剖判了。李贽《焚书》第三卷有一篇小品文，名叫《赞刘谐》，具录如下：
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日：“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日：“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其人默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李生闻而善日：“斯言也，简而当，约而有余，可以破疑网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盖虽出于一时调笑之语，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
该文亦庄亦谐，丑诋意味儿很浓。
文中讽刺的这个一身打扮为“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的道学先生，就暗示朱熹。朱熹训诲弟子多次亲口讲过“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由此被南宋后所有儒生和儒家乡愿们奉为至理名言，整日鹦鹉学舌。明理学承续宋理学。晚明，朱熹理论尤其吃香，也特别让李贽厌恶。不仅李贽厌恶，只要是正常人，也都厌恶。因为，朱熹和孟轲一样，吹嘘孔丘太“过情”了。在孟轲那里，孔丘只是自有“人类”以来最伟大最崇高的人。到朱熹这里，孔丘已变成从“宇宙开辟”以来最伟大最崇高的人了。按朱熹说法，孔丘出生以前，宇宙中连太阳都没有。不是吗？“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李贽通过文中人物刘谐之口尖刻嘲笑说：“怪道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怪不得比孔丘出生早几百年、几千年的周公、尧、舜等，甚至远古羲皇时代的人，不得不整日手持蜡烛行走呢。
一个人吹嘘另一个人竞能如此出格，对李贽来说，其人品、居心肯定大可怀疑，最起码，是有问题的。可能出于这种反感，李贽对朱熹一直深怀警惕。在一般人眼中，朱熹道德高尚，又编著了《四书集注》，是宋明理学圣人之一，应该像荀卿孟轲那样被放进“德业儒臣”行列才对。但在李贽看来，朱熹之道德是有亏损的。在《藏书》中，李贽仅列朱熹为“经学儒臣”。“经学儒臣”在所有关于儒臣的排序中，是倒数第二位，不仅在“德业儒臣”“行业儒臣”之下，也在“词学儒臣”“史学儒臣”之下，还在“数学儒臣”（音律、历象、占卜、星相）之下，而仅居于“艺学儒臣”（书法家、画家和器艺家）之前。李贽把朱熹（含董仲舒等）放在这个位置，是一种春秋笔法，表达了对他（以及他们）的轻蔑。
在《藏书》第四十五卷“经学儒臣”题下倒数第三篇《朱熹》中，李贽较详细追溯并分析了朱熹的生平和毛病。在李贽看来，朱熹属于“一本书主义者”或“一篇文章主义者”。所谓“一本书主义者”或“一篇文章主义者”，即平生所学只有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然后用它混饭吃，且吃了一辈子。这本书或这篇文章，就是《中庸》。李贽引朱熹话说：“予平生所学，只有此四字（即“正心诚意”——引者注）。”又说，就这一本书或这篇文章，朱熹也没有学好。李贽引朱熹话说：“予早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殁。”“未达”，也许是朱熹自谦之辞。但在李贽看来，这不是自谦，是事实。李贽说，朱熹早年自信不足，对学问之“未达”，尚有自知之明。例如，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朱熹刚被任命为秘书郎，适逢有人以“虚名之士不可用”上奏，便连忙辞职，去了武夷山冲佑观。在李贽看来，这就是朱熹担心被人指为“虚名之士”的证据。
朱熹名声鹊起，是从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奏复白鹿洞书院遗址”（并讲学）开始的。至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观时，“尊信者益众”。尽管如此，李贽认为，由于朱熹思想僵化学术领域太窄，其见解并不高明，对现实之经济政治军事世务等更一窍不通。李贽举例说，朱熹嫉妒主战派陈亮（公元1143-1194年）“文雄于时”，就写了一封信，批评陈亮“义利 《从李贽剖判孟轲谈开去——兼及王安石朱熹等(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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