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民生：通胀与增长的均衡支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中国经验研究
迅速上涨，通胀率从最初的接近O的水平迅速上升到1980年的6%。此外虽然部分工业品价格放开，但涉及面太小，影响几乎可忽略不计，这导致了新一轮的价格结构扭曲，阻碍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增长率在两年内从11.7%下降到7.8%。以后几年国家的价格调整有所放缓，通胀率回落至1981年的2.4%，并基本在5%以下的水平保持平稳。
这一时期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表现出不稳定的关系，两个变量的变动有同向也有反向，整体观察不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这个时期出现相对高通胀率的主要原因在于价格的行政调整。虽然从表面上看该阶段改革后半期呈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但实际上却是价格未完全放开的结果。所以，这一时期“计划”价格主导的特点决定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分离，也说明行政的调节虽然在控制价格方面具有高效率，但是容易造成价格结构扭曲，从而不利于整体经济社会的良序运行。
2.1984~1993年：“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改革
第一阶段的“调整”并没有触到“改革”的本质，且出现了物价水平失控等问题，这一度使改革陷入僵局。经过激烈的关于“调”还是“放”的争论，一种折中的选择成为本阶段改革的主基调，即“调放结合”的所谓“价格双轨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式渐进改革模式的特点。
从图2看，这阶段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总体表现出正相关关系，但波动幅度较大。具体如下：1985~1988年的改革以放开价格管理权限为主，多种产品包括生产资料价格的放开，使市场价格机制初显雏形。长期计划经济的压制使市场上物资严重短缺、供不应求，再加上物价多年过度压低后的反弹以及各项改革措施缺乏协调、调控滞后，社会总价格水平疾速上涨，发生严重通货膨胀，1988年通胀率达到18.8%的高峰。这再一次使改革脚步放慢，原拟于1988年以全面放开价格为目的的“价格闯关”被紧急叫停，经济工作的重点转为“治理整顿”，国家再次进行强力的价格控制，虽然价格水平有效回落，但经济发展却受到影响，增长速度大幅回落．1988~1989年通胀率下降了0.8个百分点，增长率却从11.3%下跌至4.1%，下降了7.2个百分点。这阶段通胀的治理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
3.1993~2000年：市场价格初步形成的阶段
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相关资料，这阶段改革开放进程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进入高潮，放开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成为这一阶段价格改革的主线。至1996年底，实行国家定价的范围已大幅缩小：在农产品方面已由1988年占收购总额的40%下降为不到15qo；在商品零售方面已由1988年占销售收入的60%下降到20%左右。由此，市场机制转轨的第一步基本完成。
在价格大幅放开初始阶段，经济迅速升温，且基于原有市场对价格向上拉动的力量，物价总水平上涨，1994年通货膨胀率升至24.1%，国家遂加强以控制通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前两个阶段价格改革的“夭折”，此次政府在进行价格管理时，并没有被高通胀所“吓倒”，对所有价格“一刀切”地进行压制，而是采取更为积极的调控手段：以保证居民生活水平、稳定民生为核心，对民生相关的产品及原料价格进行控制（如加强对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的监审，对国家定购粮和居民口粮购销明确实行国家定价，对原油、成品油全部实行国家定价，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的基本建设和生产用钢材以及军用、农用钢材实行国家指导价等措施），这起到了安抚民心、缓解通货膨胀冲击的作用。同时，始终注重价格机制改革的宗旨在于，形成市场价格机制，推进价格形式的转换；从而，通货膨胀治理效果显著，而且价格结构得到较好调整，经济增长进程得以保障。总体而言，这阶段通货膨胀率下降明显，甚至在1998—1999年达到负值，而经济增长率则稳定地保持在8%左右的水平。这种通胀与增长的良好关系无疑得益于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这对我们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4.2000年以后：全面市场化的阶段
随着1996年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物价水平回归正常，继续完善价格调控机制，建立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机制是这阶段改革的首要目标。这阶段我国主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价格控制范围进行调整，并完善相应法律法规。这阶段我国正式进入市场经济体制，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由以外生因素影响为主转为市场内生因素占主导，从而两者关系更为紧密，形成原因更为复杂，可能沿多种途径传导。这也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更需要对主要因素进行辨别，以实施有效手段进行干预。
从图3看，2000~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平稳上(fanwen.oyaya.net)升，而且形成“双顺差”的局面，经济快速增长，2007年底达到高峰的14.2%。同时，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我国政府积极动用货币政策以缓解通胀，经济增长保持向上的势头，而通胀压力一直存在，可以看到通胀率长期处于波动中，说明物价水平受到货币政策影响被压低后又会被经济增长向上带动，这与经济增长结构密切相关：2000年以后受益于经济环境的宽松，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平均水平，尤其是“游资”对资本市场的炒作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带动基础产品价格的升高进而提升了社会生产成本，在利润牺牲有限的条件下，成本的上升最终通过价格水平的上涨来吸收。这样的通货膨胀存在自我放大的机制，也可能是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的原因之一。
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我国出口受到此次危机和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大幅减少，国内经济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增长率由2007年的14.2%跌至2008年的9.6%。国家适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等，以缓解经济危机的冲击，而原有价格水平上涨仍存在惯性，再加上危机时积极宏观政策的带动，所以通胀水平继续上升，从而出现短暂的“滞胀”现象，国家随即采取了紧缩货币政策压制物价，CPI下降至2009年的-0.7%，此过程不能说不存在货币政策过紧的问题。
而从2009年至今，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状态，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更是带动了整体物价水平的提高，虽然2010年底国家出台了多项措施以缓解房价上涨的势头，但刚性需求的存在使得房地产调控效果并不明显，通货膨胀逐渐抬头，民众不满情绪增加，因此我国再一次面临治理通胀的 《论文 民生：通胀与增长的均衡支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中国经验研究(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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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表现出不稳定的关系，两个变量的变动有同向也有反向，整体观察不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这个时期出现相对高通胀率的主要原因在于价格的行政调整。虽然从表面上看该阶段改革后半期呈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但实际上却是价格未完全放开的结果。所以，这一时期“计划”价格主导的特点决定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分离，也说明行政的调节虽然在控制价格方面具有高效率，但是容易造成价格结构扭曲，从而不利于整体经济社会的良序运行。
2.1984~1993年：“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改革
第一阶段的“调整”并没有触到“改革”的本质，且出现了物价水平失控等问题，这一度使改革陷入僵局。经过激烈的关于“调”还是“放”的争论，一种折中的选择成为本阶段改革的主基调，即“调放结合”的所谓“价格双轨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式渐进改革模式的特点。
从图2看，这阶段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总体表现出正相关关系，但波动幅度较大。具体如下：1985~1988年的改革以放开价格管理权限为主，多种产品包括生产资料价格的放开，使市场价格机制初显雏形。长期计划经济的压制使市场上物资严重短缺、供不应求，再加上物价多年过度压低后的反弹以及各项改革措施缺乏协调、调控滞后，社会总价格水平疾速上涨，发生严重通货膨胀，1988年通胀率达到18.8%的高峰。这再一次使改革脚步放慢，原拟于1988年以全面放开价格为目的的“价格闯关”被紧急叫停，经济工作的重点转为“治理整顿”，国家再次进行强力的价格控制，虽然价格水平有效回落，但经济发展却受到影响，增长速度大幅回落．1988~1989年通胀率下降了0.8个百分点，增长率却从11.3%下跌至4.1%，下降了7.2个百分点。这阶段通胀的治理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
3.1993~2000年：市场价格初步形成的阶段
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相关资料，这阶段改革开放进程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进入高潮，放开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成为这一阶段价格改革的主线。至1996年底，实行国家定价的范围已大幅缩小：在农产品方面已由1988年占收购总额的40%下降为不到15qo；在商品零售方面已由1988年占销售收入的60%下降到20%左右。由此，市场机制转轨的第一步基本完成。
在价格大幅放开初始阶段，经济迅速升温，且基于原有市场对价格向上拉动的力量，物价总水平上涨，1994年通货膨胀率升至24.1%，国家遂加强以控制通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前两个阶段价格改革的“夭折”，此次政府在进行价格管理时，并没有被高通胀所“吓倒”，对所有价格“一刀切”地进行压制，而是采取更为积极的调控手段：以保证居民生活水平、稳定民生为核心，对民生相关的产品及原料价格进行控制（如加强对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的监审，对国家定购粮和居民口粮购销明确实行国家定价，对原油、成品油全部实行国家定价，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的基本建设和生产用钢材以及军用、农用钢材实行国家指导价等措施），这起到了安抚民心、缓解通货膨胀冲击的作用。同时，始终注重价格机制改革的宗旨在于，形成市场价格机制，推进价格形式的转换；从而，通货膨胀治理效果显著，而且价格结构得到较好调整，经济增长进程得以保障。总体而言，这阶段通货膨胀率下降明显，甚至在1998—1999年达到负值，而经济增长率则稳定地保持在8%左右的水平。这种通胀与增长的良好关系无疑得益于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这对我们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4.2000年以后：全面市场化的阶段
随着1996年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物价水平回归正常，继续完善价格调控机制，建立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机制是这阶段改革的首要目标。这阶段我国主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价格控制范围进行调整，并完善相应法律法规。这阶段我国正式进入市场经济体制，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由以外生因素影响为主转为市场内生因素占主导，从而两者关系更为紧密，形成原因更为复杂，可能沿多种途径传导。这也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更需要对主要因素进行辨别，以实施有效手段进行干预。
从图3看，2000~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平稳上(fanwen.oyaya.net)升，而且形成“双顺差”的局面，经济快速增长，2007年底达到高峰的14.2%。同时，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我国政府积极动用货币政策以缓解通胀，经济增长保持向上的势头，而通胀压力一直存在，可以看到通胀率长期处于波动中，说明物价水平受到货币政策影响被压低后又会被经济增长向上带动，这与经济增长结构密切相关：2000年以后受益于经济环境的宽松，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平均水平，尤其是“游资”对资本市场的炒作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带动基础产品价格的升高进而提升了社会生产成本，在利润牺牲有限的条件下，成本的上升最终通过价格水平的上涨来吸收。这样的通货膨胀存在自我放大的机制，也可能是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的原因之一。
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我国出口受到此次危机和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大幅减少，国内经济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增长率由2007年的14.2%跌至2008年的9.6%。国家适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等，以缓解经济危机的冲击，而原有价格水平上涨仍存在惯性，再加上危机时积极宏观政策的带动，所以通胀水平继续上升，从而出现短暂的“滞胀”现象，国家随即采取了紧缩货币政策压制物价，CPI下降至2009年的-0.7%，此过程不能说不存在货币政策过紧的问题。
而从2009年至今，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状态，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更是带动了整体物价水平的提高，虽然2010年底国家出台了多项措施以缓解房价上涨的势头，但刚性需求的存在使得房地产调控效果并不明显，通货膨胀逐渐抬头，民众不满情绪增加，因此我国再一次面临治理通胀的 《论文 民生：通胀与增长的均衡支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中国经验研究(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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