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逻辑与中国的变革

再创造价值，不是通过使别人变得幸福自己变得幸福，而是通过使别人变得不幸福自己变得幸福。记得很久以前有幅漫画，标题是《谁说我们不努力》——两个人在拉锯，但锯齿是向上的，木头永远锯不下来。这还算好的情况，最怕的是锯齿对着另外一方，再把人锯伤。
　　私有经济是“产权经济”。改革开放赋予了个人一些财产权利，比如我是个农民，我有了钱可以雇人，可以乘飞机，可以买车，也可以上互联网。《史记》里有两句话很好地描述了这个现象，“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而计划经济下农民连土地上种什么，都要由政府说了算。当权利的基础发生变化的时候，人的观念往往还不能完全跟上变化，所以上世纪80年代有许多对改革不满的声音。正是由于产权制度的变革，只有通过使别人幸福自己才能幸福，这样，每个人追求幸福的过程本身，就变成了一个不断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国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富就是这么一年一年地累积的。
　　我们过去研究经济的时候喜欢用资本的概念，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资本，归根结底还在于人的因素。试问，一个社会最优秀的人在做什么？我认为，一个落后的国家，一定是最优秀的人都在当官。而一个发达的国家，一定是最优秀的人大部分都在做企业。在计划经济、职权经济下，最优秀的人肯定都流向了政府，当然有一部分人根本没有机会，那就是农民——他进不了城，当不了工人，当不了兵，当不了干部。所以农村中最优秀的人最后就分成了两类：一类人当上了生产队长、村干部；另一类人成为投机倒把分子甚至锒铛入狱。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私有经济、乡镇企业，基本上就是由这两类人开创的。我们的户口制度尽管是很不好的制度，但是从改革的过程来讲，也许恰恰是户口制度，保留了改革的火种。也就是说，由于农村中最优秀的人才没有进入政府，所以企业家的第一步是从农村迈出——农民企业家。接下来，随着经济更加自由，产权更受重视，一部分城市政府官员也开始下海。如果我们现在研究一下上海、北京等地诸多知名地产商的共性，一定多有类似的“从政府中走出”的背景。
　　回过头来，中国现在面临的好多问题其实都与两种权利的并存有关。一是职权，二是产权，“职权经济”和“产权经济”相结合便产生了腐败。有职权的人换产权，有产权的人买职权，然后再转换成产权。我们对三代企业家往往持不同的态度：第一代企业家，我们称“万元户”、“大老粗”。尽管我们吃他的东西，他为我们带来幸福，但我们看不起他。第二代企业家，因为他跟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觉得他腐败。第三代企业家是海归，资金来自国外，受到过较好的教育，搞的是普通人不懂的“高科技”，我们对他还比较尊重。但是至今，对于前两类企业家，我们还是不太习惯。或许，整个中国变革的过程，就隐现在这三种态度的背后。
　　未来，我们整体的目标应该是减少“职权经济”的领域，扩大“产权经济”的范围。而我们的改革恰恰是要迈过这一步变得越来越困难，政府的权力仍然过度强大，所以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反思，导致政府权力的放松，私有财产的扩大。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反倒使得政府的权力加大，尽管许多问题确实只有政府才能解决，但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
　　因此，我们思考中国的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一定要着眼于长远，不能被短期的现象所迷惑。比如，我们为了把GDP拉到8%以上，出台了那么多的国家投资，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且不说今天的通货膨胀、国有企业的扩大、私人企业的受挤对，现在价格一涨，政府控制价格的传统报批等办法都回来了，这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损害非常之大。
　　最后，回到我一开始讲的，科学并不一定总是进步的。我们用凯恩斯主义的办法来治理这个国家，实际上违反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常识。先看投资，在亚当·斯密看来，投资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只有提高生产力的投资才值得进行。而我们今天的投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创造总需求，至于有没有生产力的提高则在其次，甚至可以忽略。再看贸易，在亚当·斯密看来，市场越大，分工越细，进步越快，因此越自由的交易越好。但在凯恩斯主义那里，只有出口大于进口才增加GDP，出口小于进口就是减少GDP。举个例子，一个国家出口100万，进口90万，贸易顺差10万，对GDP的贡献就是正的。一个国家出口100亿，进口101亿，贸易逆差1个亿，对GDP的贡献就是负的。而唯一的应对政策就是，能减少进口就减少进口，能增加出口就增加出口，所以贸易保护主义等自然也来了。
　　限于篇幅，许多问题在此还无法展开。我希望如上所说的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的改革发展问题。
　　注释：
　　①本文据作者2010年12月10日在上海社科联会议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市场的逻辑与中国的变革(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