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应天书院办学的独特性
北宋时期应天书院办学的独特性
张 丽（商丘工学院 社会科学部，河南 商丘 476600）
摘 要：宋代是中国书院文化发展成熟的一个时期。应天书院是北宋四大书院之一，又是范仲淹曾就读和执教过的书院，同时也是宋代颇负盛名的书院。较之其他几个书院，应天书院有其独特的办学模式。从应天书院的地理位置、办学特点、教学内容这几个方面分析应天书院办学的独特性。
关键词：北宋；应天书院；独特性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3-0086-02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形式，它在中国的教育发展史上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书院兴起于唐末，发展于五代，鼎盛于北宋时期。历代书院的建立都广泛地依靠了民间力量。但它的发展又得到了官府的大力支持。以北宋时期的书院为例，从它资金来源以及教育教学模式来看，它是官学与私学教育的结合体，在它身上既有官学的正统教育同时又吸取了私学的自由灵活的教育特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办学模式。书院这种特殊的教育模式及其鲜明的办学特点，对当前民办教育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时期的动乱局面，统一了中国大部分的疆域，北宋王朝为巩固政权加强科举制的实施，大力选拔人才，再加上当时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应用，为教育的兴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一时期书院的发展已经形成相当规模，书院文化得到了繁荣和发展，有享誉至今的北宋四大书院。应天书院为四大书院之一，它始建于五代时期的后晋，由于当时处在乱世，社会动荡，官学遭受破坏，一些有志之士开始办立私学。书院的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南都学舍，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1009年，宋真宗御赐匾额“应天府书院”。宋仁宗时，又于1043年将应天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1]，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到很大发展。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曾在此任教，更使书院人才辈出，显赫一时。应天书院是中原地区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与其他三个书院相比应天书院具有一定的其独特性。
一、居于繁华的都市
古代书院文化非常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所以书院在选址上会倾向于自然环境秀美的山川。如：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中流，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岳麓书院位于南岳衡山七十二峰最后一峰的岳麓山脚，鉴于湖南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位于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这三大书院均是坐落在山林之间，幽雅的环境，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环境的熏陶，地处偏远、远离繁杂。
应天书院却没有建在山林之间，而是建在了人口密集、交通发达、经济繁荣的大都市，应天书院所在的应天府（今商丘），是公元1006年更名的，取“顺应天人”之意，公元1014年，宋真宗把应天府升格为南京，为节守东南方的陪都。它与东京汴梁、西京长安、北京燕山并称为“四京”成为宋朝政治、经济、军事重镇。据载，当时的南京有人口约9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繁华的城市之一。另外，商丘还是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千年的文化沉积。这里是火文化的发祥地，是老子、孔子的祖籍，是庄子、墨子的故里。孔孟在此传经讲学。儒、道、墨教在这里起源。自春秋时期的“国学”、“庠”、“序”等教育机构到宋代时期各大书院，这里吸引了不少的文人墨客、社会名流到此游历讲学。这种显赫的战略地位、经济实力、政治背景及文化底蕴，成就了应天书院的辉煌。坐落在繁华的都市，使得应天书院少了分与世隔绝的悠然多了分入世的承担与责任，所以说北宋四大书院中，应天书院更显亲和力。
二、官资民办的办学方式
应天书院是五代后晋时的杨悫所创办，并且得到了时任归德府大将军的赵直的大力支持。北宋政权建立后，实行开科取士。因这里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科举中第者竟多达五六十人。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大中祥符二年，州人曹诚愿以学舍入官，并请戚舜宾主持。1009年，应天府知府把这一请求上报朝廷，宋真宗大为赞赏，立即批准，并使端明殿学士盛度著文评记其事，前参政事陈尧佐题写匾额，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在正式更名为应天书院后，筹措经费的渠道得到明显的拓宽，除了原来的官绅捐资之外，历任的地方官吏、政府也要相应采取一些积极措施进行大力支持。其实应天书院早在杨、戚同文办学之初就得到过宋州太守赵直的支持，“为筑室聚徒，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2]宋哲宗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其幼弟曾肇在应天府任职期间，非常重视书院的发展，“积公帑之余，大兴学校，亲加训导，养成人才为多。”[3]范仲淹来应天书院求学、后娶妻生子，在商丘落户，并担任应天书院掌学主教。宋仁宗景元年（1034年），应天书院改为府学，官府拨田十顷，充作学校经费。庆历三年（1043年）改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开封和西京洛阳国子监同为当时的最高学府。
从应天书院的发展可以看出政府在物质方面的大力支持、朝廷的认可及重视，这些都为应天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其在教学组织、拓展办学规模等方面有了很大的自主性。同时也使得应天书院的名声广传开来，大量的有志之士慕应天书院之名而来。使得应天府书院声势大振，应天书院在北宋时期持续发展，为赵宋王朝培养了大批文人官宦。这些为应天书院教育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
两宋期间，只有应天书院得到了官方的整体承认，并且得到了官府出资扶持。宋仁宗天圣三年，应天知府李及上言：“本府书院，甚有学徒，自建都以来，文物尤盛，欲望量于发解进士元额之外人”。名正言顺 《北宋时期应天书院办学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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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丽（商丘工学院 社会科学部，河南 商丘 476600）
摘 要：宋代是中国书院文化发展成熟的一个时期。应天书院是北宋四大书院之一，又是范仲淹曾就读和执教过的书院，同时也是宋代颇负盛名的书院。较之其他几个书院，应天书院有其独特的办学模式。从应天书院的地理位置、办学特点、教学内容这几个方面分析应天书院办学的独特性。
关键词：北宋；应天书院；独特性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3-0086-02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形式，它在中国的教育发展史上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书院兴起于唐末，发展于五代，鼎盛于北宋时期。历代书院的建立都广泛地依靠了民间力量。但它的发展又得到了官府的大力支持。以北宋时期的书院为例，从它资金来源以及教育教学模式来看，它是官学与私学教育的结合体，在它身上既有官学的正统教育同时又吸取了私学的自由灵活的教育特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办学模式。书院这种特殊的教育模式及其鲜明的办学特点，对当前民办教育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时期的动乱局面，统一了中国大部分的疆域，北宋王朝为巩固政权加强科举制的实施，大力选拔人才，再加上当时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应用，为教育的兴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一时期书院的发展已经形成相当规模，书院文化得到了繁荣和发展，有享誉至今的北宋四大书院。应天书院为四大书院之一，它始建于五代时期的后晋，由于当时处在乱世，社会动荡，官学遭受破坏，一些有志之士开始办立私学。书院的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南都学舍，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1009年，宋真宗御赐匾额“应天府书院”。宋仁宗时，又于1043年将应天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1]，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到很大发展。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曾在此任教，更使书院人才辈出，显赫一时。应天书院是中原地区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与其他三个书院相比应天书院具有一定的其独特性。
一、居于繁华的都市
古代书院文化非常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所以书院在选址上会倾向于自然环境秀美的山川。如：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中流，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岳麓书院位于南岳衡山七十二峰最后一峰的岳麓山脚，鉴于湖南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位于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这三大书院均是坐落在山林之间，幽雅的环境，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环境的熏陶，地处偏远、远离繁杂。
应天书院却没有建在山林之间，而是建在了人口密集、交通发达、经济繁荣的大都市，应天书院所在的应天府（今商丘），是公元1006年更名的，取“顺应天人”之意，公元1014年，宋真宗把应天府升格为南京，为节守东南方的陪都。它与东京汴梁、西京长安、北京燕山并称为“四京”成为宋朝政治、经济、军事重镇。据载，当时的南京有人口约9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繁华的城市之一。另外，商丘还是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千年的文化沉积。这里是火文化的发祥地，是老子、孔子的祖籍，是庄子、墨子的故里。孔孟在此传经讲学。儒、道、墨教在这里起源。自春秋时期的“国学”、“庠”、“序”等教育机构到宋代时期各大书院，这里吸引了不少的文人墨客、社会名流到此游历讲学。这种显赫的战略地位、经济实力、政治背景及文化底蕴，成就了应天书院的辉煌。坐落在繁华的都市，使得应天书院少了分与世隔绝的悠然多了分入世的承担与责任，所以说北宋四大书院中，应天书院更显亲和力。
二、官资民办的办学方式
应天书院是五代后晋时的杨悫所创办，并且得到了时任归德府大将军的赵直的大力支持。北宋政权建立后，实行开科取士。因这里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科举中第者竟多达五六十人。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大中祥符二年，州人曹诚愿以学舍入官，并请戚舜宾主持。1009年，应天府知府把这一请求上报朝廷，宋真宗大为赞赏，立即批准，并使端明殿学士盛度著文评记其事，前参政事陈尧佐题写匾额，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在正式更名为应天书院后，筹措经费的渠道得到明显的拓宽，除了原来的官绅捐资之外，历任的地方官吏、政府也要相应采取一些积极措施进行大力支持。其实应天书院早在杨、戚同文办学之初就得到过宋州太守赵直的支持，“为筑室聚徒，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2]宋哲宗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其幼弟曾肇在应天府任职期间，非常重视书院的发展，“积公帑之余，大兴学校，亲加训导，养成人才为多。”[3]范仲淹来应天书院求学、后娶妻生子，在商丘落户，并担任应天书院掌学主教。宋仁宗景元年（1034年），应天书院改为府学，官府拨田十顷，充作学校经费。庆历三年（1043年）改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开封和西京洛阳国子监同为当时的最高学府。
从应天书院的发展可以看出政府在物质方面的大力支持、朝廷的认可及重视，这些都为应天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其在教学组织、拓展办学规模等方面有了很大的自主性。同时也使得应天书院的名声广传开来，大量的有志之士慕应天书院之名而来。使得应天府书院声势大振，应天书院在北宋时期持续发展，为赵宋王朝培养了大批文人官宦。这些为应天书院教育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
两宋期间，只有应天书院得到了官方的整体承认，并且得到了官府出资扶持。宋仁宗天圣三年，应天知府李及上言：“本府书院，甚有学徒，自建都以来，文物尤盛，欲望量于发解进士元额之外人”。名正言顺 《北宋时期应天书院办学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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