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张学良人生中的两次泣谏的异同
亲情无所疑虑，冷静过后分析了局势，东北军都在关内，东北唱空城计了，不撤不行！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五月九日，张作霖发出息争通电。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和张学良因先剿匪还是先抗日有了很大的分歧。此时的张学良爱国情感也在不断炽热。他抱着联共抗日的坚定想法努力劝谏蒋介石。从1936年7月，张学良便开始向蒋介石“诤谏”上书，劝蒋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但毫无结果。8月张学良又苦谏蒋介石：“居今日而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比来寇入益深，华北半壁河山几乎沦陷，而多数民众感觉忍无可忍，抗日声浪渐次弥漫于全国。中枢领导民众之责，似应利用时机，把握现实，坚民众之信仰，而谋抗敌之实现。否则民气不伸，骚动终恐难免。彼时中枢或反处于被动地位，其失策孰甚！”[3]216十二月初，蒋介石亲临西安督剿时，张学良抓住机会，以期望蒋介石能以国家民族为重，改变想法，重新联共，一起抗日，就在蒋张交谈之时，张学良说到激动处，又是声泪俱下，由“苦谏”变成“哭谏”：“委员长，不是学良非要违背您的意愿，实是几年来国难家仇，使学良终夜彷徨，如鲠在喉。委员长，请您正视一下现实吧！这些年来，党争兵争，亿兆愁苦……这样下去，将是人无乐生之心，国有累卵之危。”[3]218当年劝父停止内战时的一幕又重新上演，可是不同的是，作为顶头上司，对张的泣谏，蒋介石非但不接受反而十分生气并怒斥张学良是受共产党宣传的影响太深。最后，蒋向张摊牌，如不在西北打仗，就会调东北军到福建，调十七路军到安徽，调中央军到西北剿共。也正因为这样，张认为别无他路可走，只能实行“兵谏。这样才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由此两次泣谏因劝说对象的不同而产生了不一样的后果。一个是父亲接受了儿子的泣谏而撤回东北；另一个是上司因坚决反对下属的泣谏而被活捉。历史仿佛总在绵延前行的时间隧道上重叠，而在这些个重叠中又有很多不同。
三、两次泣谏成就了张学良“息内争、御外侮”的爱国情感的不断升华，也促成了国家统一的局面形成
回顾张学良的这两次泣谏，让人看到了他性格中最真实质朴的一面，之所以能用泣谏来处理问题也正是他真性情的表露。张学良的泣谏完全是由感而泣，因人而谏。也许张学良没能想到泣谏的结果怎样，但在他的心中祖国统一是一生不变的追求。张学良“息内争、御外侮”的爱国情感由两次泣谏而不断升华并迸发出来。
张学良对父的泣谏是因他讨厌内战，是因他想要国家统一。当时的他矛盾至极，一面是父命难违，而另一面亲眼目睹百姓之疾苦又于心难忍。他曾多次公开表示，对大局主张而另有主宰者（指张作霖）。就这样在继续内战却极为同情民众疾苦的此消彼长中交织着。但此时的张学良在思想层面，早已把“内战”和“外战”分得清清楚楚。张奉命征讨时曾给二弟张学铭写过信，信中有这样一段：“但一念是同种自相残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2]541927年5月，在河南京汉线一带的激战中，奉军主力被北伐军战败。冯玉祥所指挥的方振武部从潼关东进，奉军东逃并缩短战线，就在奉军撤出郑州，张学良却下令保存郑州军火库，不炸黄河桥，为的就是让北伐军继续用，免得再向老百姓纳粮[2]75。兵荒马乱，穷兵黩武之时，还能存有这样的爱国爱民之心实属难能可贵。当时的张学良爱国思想中还有另一层面，那就是奉军撤回东北，便可全力保住东三省不被日本侵略，不当亡国奴。所以这种息内争御侮的思想已经形成了，这也促成了张作霖被炸死后，主政东北的张学良毅然改旗易帜的坚定，更加促成了中国局面的统一。
如果说劝父停止军阀内战，撤回东北保全国家统一之时的张学良还是一个军阀，那么西安事变后的张学良应是从军阀完成了向民族英雄的伟大转变。在这样的转变中是张学良强烈而炽热的爱国情感起着主导作用。从当年厌倦内战到西安事变前与蒋的巨大分歧，可以看出这种爱国情感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升华，甚至到了迸发的地步。西安事变后在幽禁中的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西安之事，闻之使我忧悲万分，夜不能睡，余希停止内战，可一致对外，不料想恐内乱又来，抗日无期，余救国有心，处世乏策，余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余心救国，等于误国，中国人三十岁为最高年龄，余己三十六矣，还有何惜乎？惜国难家仇未报耳，不知何人埋吾骨于东北也。”[4]
张学良的两次泣谏挽救了历史的时局，促成了国家的统一。当历史载入史册之时，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当年将军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民众而真情流露、泪流满面的泣谏。我们也更加体会到凝聚在英雄身上伟大而崇高的爱国之情。赵一荻在《张学良是怎样的一个人》的书中称：“张学良是一个非常爱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的人，他之参加内战，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也不是为争地盘。他开始时是为了遵行父亲的意愿，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并不爱哪一党，亦不爱哪一派，他所爱的就是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因为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他就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去做。”
参考文献：
[1]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71.
[2]毕万闻。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352.
[3]石四维。百岁英雄张学良[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216.
[4]张之宇。张学良探微[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94 《再谈张学良人生中的两次泣谏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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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和张学良因先剿匪还是先抗日有了很大的分歧。此时的张学良爱国情感也在不断炽热。他抱着联共抗日的坚定想法努力劝谏蒋介石。从1936年7月，张学良便开始向蒋介石“诤谏”上书，劝蒋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但毫无结果。8月张学良又苦谏蒋介石：“居今日而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比来寇入益深，华北半壁河山几乎沦陷，而多数民众感觉忍无可忍，抗日声浪渐次弥漫于全国。中枢领导民众之责，似应利用时机，把握现实，坚民众之信仰，而谋抗敌之实现。否则民气不伸，骚动终恐难免。彼时中枢或反处于被动地位，其失策孰甚！”[3]216十二月初，蒋介石亲临西安督剿时，张学良抓住机会，以期望蒋介石能以国家民族为重，改变想法，重新联共，一起抗日，就在蒋张交谈之时，张学良说到激动处，又是声泪俱下，由“苦谏”变成“哭谏”：“委员长，不是学良非要违背您的意愿，实是几年来国难家仇，使学良终夜彷徨，如鲠在喉。委员长，请您正视一下现实吧！这些年来，党争兵争，亿兆愁苦……这样下去，将是人无乐生之心，国有累卵之危。”[3]218当年劝父停止内战时的一幕又重新上演，可是不同的是，作为顶头上司，对张的泣谏，蒋介石非但不接受反而十分生气并怒斥张学良是受共产党宣传的影响太深。最后，蒋向张摊牌，如不在西北打仗，就会调东北军到福建，调十七路军到安徽，调中央军到西北剿共。也正因为这样，张认为别无他路可走，只能实行“兵谏。这样才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由此两次泣谏因劝说对象的不同而产生了不一样的后果。一个是父亲接受了儿子的泣谏而撤回东北；另一个是上司因坚决反对下属的泣谏而被活捉。历史仿佛总在绵延前行的时间隧道上重叠，而在这些个重叠中又有很多不同。
三、两次泣谏成就了张学良“息内争、御外侮”的爱国情感的不断升华，也促成了国家统一的局面形成
回顾张学良的这两次泣谏，让人看到了他性格中最真实质朴的一面，之所以能用泣谏来处理问题也正是他真性情的表露。张学良的泣谏完全是由感而泣，因人而谏。也许张学良没能想到泣谏的结果怎样，但在他的心中祖国统一是一生不变的追求。张学良“息内争、御外侮”的爱国情感由两次泣谏而不断升华并迸发出来。
张学良对父的泣谏是因他讨厌内战，是因他想要国家统一。当时的他矛盾至极，一面是父命难违，而另一面亲眼目睹百姓之疾苦又于心难忍。他曾多次公开表示，对大局主张而另有主宰者（指张作霖）。就这样在继续内战却极为同情民众疾苦的此消彼长中交织着。但此时的张学良在思想层面，早已把“内战”和“外战”分得清清楚楚。张奉命征讨时曾给二弟张学铭写过信，信中有这样一段：“但一念是同种自相残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2]541927年5月，在河南京汉线一带的激战中，奉军主力被北伐军战败。冯玉祥所指挥的方振武部从潼关东进，奉军东逃并缩短战线，就在奉军撤出郑州，张学良却下令保存郑州军火库，不炸黄河桥，为的就是让北伐军继续用，免得再向老百姓纳粮[2]75。兵荒马乱，穷兵黩武之时，还能存有这样的爱国爱民之心实属难能可贵。当时的张学良爱国思想中还有另一层面，那就是奉军撤回东北，便可全力保住东三省不被日本侵略，不当亡国奴。所以这种息内争御侮的思想已经形成了，这也促成了张作霖被炸死后，主政东北的张学良毅然改旗易帜的坚定，更加促成了中国局面的统一。
如果说劝父停止军阀内战，撤回东北保全国家统一之时的张学良还是一个军阀，那么西安事变后的张学良应是从军阀完成了向民族英雄的伟大转变。在这样的转变中是张学良强烈而炽热的爱国情感起着主导作用。从当年厌倦内战到西安事变前与蒋的巨大分歧，可以看出这种爱国情感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升华，甚至到了迸发的地步。西安事变后在幽禁中的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西安之事，闻之使我忧悲万分，夜不能睡，余希停止内战，可一致对外，不料想恐内乱又来，抗日无期，余救国有心，处世乏策，余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余心救国，等于误国，中国人三十岁为最高年龄，余己三十六矣，还有何惜乎？惜国难家仇未报耳，不知何人埋吾骨于东北也。”[4]
张学良的两次泣谏挽救了历史的时局，促成了国家的统一。当历史载入史册之时，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当年将军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民众而真情流露、泪流满面的泣谏。我们也更加体会到凝聚在英雄身上伟大而崇高的爱国之情。赵一荻在《张学良是怎样的一个人》的书中称：“张学良是一个非常爱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的人，他之参加内战，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也不是为争地盘。他开始时是为了遵行父亲的意愿，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并不爱哪一党，亦不爱哪一派，他所爱的就是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因为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他就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去做。”
参考文献：
[1]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71.
[2]毕万闻。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352.
[3]石四维。百岁英雄张学良[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216.
[4]张之宇。张学良探微[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94 《再谈张学良人生中的两次泣谏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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