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的瘟疫流行与慈善机构的医疗救济

生病例262名，死亡38名，病死率为14.5%。1949年发生96例，死亡19例”。
　　
　　二、瘟疫流行期间慈善机构的医疗救济
　　
　　医疗救济在常态下就是许多慈善团体关注的一个方面，如许多慈善团体都有在夏季施放防暑药的传统。近代天津最重要的慈善医疗机构之一非保赤堂莫属。1855年华义堂（光炜）在天津试种牛痘成功。此后，由王莲品先生捐宅一所，在天津创建保赤堂牛痘公局接种牛痘，后来又分别在土城和河东沈王庄开设分局。保赤堂的活动一直延续到1937年以后才终止。保赤堂的慈善医疗，使无数人免于天花的侵害。
　　
　　瘟疫流行期间，各慈善团体和官方医疗机构均致力于疫病的防治、控制和治疗。1900年庚子事变后，疾疫流行，李颂臣会同严范孙、孙仲英筹款十余万元办理防疫事宜。1901年后李颂臣与洪翰香、徐静澜筹设天津防疫会及临时防疫会。
　　
　　1917年水灾后，为了防止灾民中爆发大规模传染病，在河北中州会馆开办天津防疫医院，由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支出10000元。此外，该会还给对灾民施以医疗救济的渤海医院和仁民医院发放500元和300元不等补助。从牛痘局到防疫会再到防疫医院，“防疫”的概念不断升华，并最终以医院的形式将疾病的预防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1920年旱灾后许多难民云集天津，造成天花等瘟疫流行。为了防止疫病的进一步扩散，各难民收容所也采取相关的医疗救治。有的难民收容所每天有各方面的医生如法国医生、基督教医生、慈善医院的医生到所诊疗，免费发放药物。此外，如果确有疫病发生，还可以送到慈善医院或防疫医院等地免费治疗。
　　
　　北洋防疫处临时灾区诊疗所、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医院、上海广济会救灾医院在这次难民救济中作用突出。北洋防疫处临时灾区诊疗所兼种痘所，成立于1920年11月22日，到1921年3月7日为止，共诊疗病人6245人，种痘者14683人，该医院除诊治病人外，还在灾区厕所、不洁之处及患传染病的窝铺检查消毒。上海广济会救灾医院成绩也很突出，存在期间除种牛痘外，共治疗难民两万余人，发药30000剂，施放棉衣三千余件，共由上海拨款15000元。
　　
　　1939年水灾虽然没有造成大规模瘟疫流行，但也同样引起人口的损失，天津市公善普及施材总社从8月22日到10月14日共打捞浮尸166具，陆地掩埋倒卧61具。从1939年5月到1940年2月，共施出棺材2087具20。除了淹死者外，水灾后因疫病流行而造成死亡的人数估计不在少数。水灾后，天津市公善普及施材总社发放还阳丹45000粒，治痢疾药5200包，十滴药水500瓶，济世仙丹200瓶等等，除捐助外，自配药品共花费100余元。天津特别市水灾救济会为治疗难民中的患病者，成立了11个班的卫生班，长驻难民收容所为患病难民治疗。重病患者和传染病患者分别送往市立医院或传染病医院，难民产妇被安排到市立第一医院及妓女检治所兼办的难民产妇保产院中，从1939年8月26日到翌年3月31日各处难民遣散，卫生班共诊疗患者六万二千八百余人，收容重病患者、传染病患者及产妇852人。鉴于难民中霍乱患者人数的增加，水灾救济会加强了对未注射及注射已满三个月者的预防注射管理，规定注射领证后才可通行。并成立了隔离所、消毒隔离班及细菌检查室，以隔离霍乱患者家属及其同居人，共为一百四十一万二千四百余人进行了防疫注射。为了防止疫病的大规模扩散，组织尸体打捞队及尸体处置队，对河水中漂浮的人畜死尸进行捞埋，共掩埋死尸783具，焚烧尸体19具。并对容易产生传染源的污物进行处理，如粪便、秽土等。
　　
　　瘟疫流行期间，各慈善团体尽心尽职，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尤其是士绅倡导的“防疫”概念为近代公共卫生体制的确立提供了市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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