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艳阳天》

　　父亲的《艳阳天》
　　
　　梁秋川
　　
　　“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
　　
　　这是普普通通的一句话。
　　
　　这是众多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前的人能够随口背诵出的一句话。
　　
　　这是长篇小说《艳阳天》开篇的第一句话。
　　
　　就是这样一句话，吸引住千万读者，把他们带进东山坞那个靠山小村，在那里结识了萧长春、焦淑红、韩百仲、焦二菊、弯弯绕、马大炮、马之悦、马小辫等等栩栩如生、形象鲜活的各色人物，与他们共同生活在风云莫测的时空中。尽管日月更迭、时光流逝，当年的读者从青少年步入到壮年，从壮年变成了老年，书中的许多人物和情节也有些淡忘，但这句话却深深地印记在他们的头脑中。
　　
　　《艳阳天》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北京郊区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是浩然一生中所出版的十余部长篇小说中的第一部，是浩然练笔六年，创作出一百余篇短篇小说，艺术水平得到很大提升，文字能力有了长足进步，生活积累更加丰厚的情况下创作的，是浩然整个创作生涯中、在国内外颇具影响的主要代表作之一。
　　
　　《艳阳天》的创作，调动了浩然当时的全部生活积累，囊括着人生阅历、艺术修养、文化知识的吸收与占有，以及他对农村发展的基本认识和对农民大众的朴素感情，代表了他那时的思想、艺术的水平和写作的全部力气。“乌云遮不住太阳，真金不怕火炼”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是他对当时中国农村形势的基本认识，从这个认识产生，终生未曾有过动摇。
　　
　　《艳阳天》这部著作为许多人所熟知，但它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在诞生前及其过程中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却是鲜为人知的。
　　
　　夯实根基：百余短篇，下放生活，
　　
　　《艳阳天》完成功力积蓄
　　
　　1954年6月，浩然从通县地委党校调到《河北日报》当记者，朝着实现他的文学梦想跨进了一大步。那时，他业余时间练习写作，理想极美，信心很足，而又急欲求成：想以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史诗”式的长篇小说，跨进文学殿堂的大门。他用了几百个夜晚的业余时间，写出一部题名《狂涛巨浪》的长篇小说。当1956年的初秋，浩然从《河北日报》调到北京《俄文友好报》后，便在完稿的第二天，匆忙就近送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收发室。过了一些日子，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二编室负责人的萧也牧约请浩然到他家，听取对这部书稿的意见。
　　
　　在那次谈话中，萧也牧肯定了浩然这部书稿乡土气息很浓，对生活有独到的感受；作者本人有一定的艺术表现才能。同时也指出，由于实践少，经验不足，作品没有写成功，改起来费力气，而且成功的希望也很小。萧也牧劝浩然先从搞短篇入门，多写一些，像画家打下素描底子那样，练好基本功后，再写篇幅较长的作品。这样的好处是费力小而收效大。并鼓励浩然说：“你这部小说稿并没有作废，并没有白写，先放一放，集中精力多写些短篇小说，有了经验再改，是能够改成功的。即使不再改它了，另写新的长篇，创作这部小说的实践，对你的提高和进步也一定起了积极作用，起码你对原始的生活素材进行了一次提炼，想了很多问题，在艺术方面也增加了实践经验……”
　　
　　浩然听从了萧也牧的劝告，按照他的指点，回到家便把长篇手稿锁进箱子里，集中精力读中外经典短篇小说，写短篇小说。不久，《一匹瘦红马》《雪纷纷》《新媳妇》等一批短篇小说相继问世。不到一年时间，完成了他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的大部分篇章。浩然一气写了六年短篇，出版了十余本短篇小说集（册），到1962年才再次动手写长篇，创作出版了《艳阳天》。这一次他成功了，而且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个成功，为奠定浩然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打下了牢固基础。
　　
　　《艳阳天》的创作成功，萧也牧功不可没。功有多大，不敢妄下定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使浩然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少走了许多弯路。对于萧也牧，浩然始终是怀着感恩之情的，直到晚年，仍没有忘怀。在其所著的《怀念萧也牧》一文中，浩然这样写道：“我如今还时有这样的遐想：假如当初没有萧也牧明确诚挚的指路，假如我不信不听他的劝告，依旧死抱着那部长篇稿子硬着头皮啃下去，我的艺术道路得绕多少和多长的弯子呢？此时的我，将是个什么状况呢？我感谢萧也牧同志，永远怀念他！”
　　
　　浩然在《俄文友好报》先是担任记者部的记者，记者部撤销后，便做了编辑。从记者变为编辑，工作的内容与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得浩然再不能像以往那样经常不断地生活在乡村，与他所熟悉的农民亲密接触，投身到火热沸腾的现实生活了。这使浩然觉得自己仿佛被隔绝、被封闭，呼吸不到一点新鲜空气，创作源泉似乎也日显枯竭。报社的个别领导以搞好本职工作为由，不仅不支持浩然的业余创作，还人为的设置种种阻碍，甚至给他扣上有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帽子，这更让浩然感到压抑和烦闷。浩然不甘心这样被“囚禁”在办公室里，他不仅要直接了解新生活，还要亲身参与到其中，他要把新生活中那些可歌可泣的人与事，用手中的笔记录下来向读者鼓吹。在情急之下，浩然想出一个能起到暂时缓解作用的办法：周六傍晚下班的时候，带上干粮，骑着早已准备好的自行车，直奔百余里外的生活“根据地”——顺义县焦庄户。骑到半路饿了，就吃口干粮继续加紧赶路。当时正是“大跃进”时期，到达焦庄户时，社员们还未夜战收工。浩然回到他所热爱、熟悉的乡村，便把所有的烦恼和疲劳都抛到九霄云外，跟乡亲们一块儿边干活儿边聊天，把分别后在农村里发生的新鲜事儿全了解了解，再收工休息。第二天早起再跟社员、干部们边干活边聊天。夜间稍微打个盹儿，起五更骑车返城，在上班之前赶到单位。事情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进行着。浩然此时的心胸，就如同一个密封多时、不见天日的房间被突然打开一扇窗户，灿烂的阳光、怡人的和风、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使人神清气爽。浩然运用这个办法积蓄着生活素材，创作激情也随之高涨，新作源源不断问世，写出了小说集《新春曲》中的大部分篇章。
　　
　　时光在飞逝，浩然那充满愉悦的心里，又渐渐地被不满和不安所占据。目前的做法，虽能在洞开的小窗前注视多彩世界，但受到旁物遮掩，虽能享受阳光雨露，但毕竟数量有限。不似伫立旷野，让人视野更开阔，呼吸更畅快，更能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况且，这扇被悄然打开的小窗，随时可能被人再突然关闭，即使暂时不被关闭，如此凭窗观景，也如同在因干渴而裂口的嘴唇上涂抹一点水，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经过缜密思考，他做出新的决定：向领导提出到农村下放劳动。在浩然多次申请和坚决要求下，他终于在1960年4月8日来到山东省昌乐县城关公社东村，开始了为期8个月的、永生难忘的下放劳动生活。
　　
　　昌乐县东村那200多个日日夜夜，对浩然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对他创作出《艳阳天》及取得成功，更是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浩然生在农家，长在农村，参加革命后，曾担任过8年村、区、县农村基层干部，当了新闻记者，依然没有脱离农村，没有间断与农民的联系和接触，可以说，他始终生活在农村这块广袤的大地上。但此次来到昌乐下放劳动，却跟以往的经历有了很大的区别：时代变了，背景变了，担负的责任也变了。
　　
　　那一年，东村从一开春便吃国家的统销粮，浩然到那里的时候，小麦刚返青，当地的农民对他说：麦子下来就不再吃统销粮，生活也改善了。于是，浩然在与东村的父老乡亲一块儿流汗、一块儿忍饥挨饿的同时，把心紧紧地连在了一块，在不知不觉中，对满地的小麦发生了难以言传的兴趣。给麦田除草、浇水摇水车，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可一想到小麦丰收会给全村带来的变化，给农民带来的利益，所有的劳苦就都丢在了脑后。浩然亲身经历着小麦拔茎、吐穗、扬花，从青变黄的整个过程，深深感到每一粒粮食的来之不易。
　　
　　在东村，浩然不仅是下放干部小组的负责人，还担任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这个支部书记，不是挂职锻炼，不是有名无实的虚职，而是有着实实在在、掌控着全村几百口人命运的大权，担负着十分具体的重大责任。这样的职务和担子，对浩然这样一个青年作家来讲，是最好的生活体验和锻炼的方式。当时正值严峻的“三年困难”时期，天灾人祸，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是艰难。由于有些地方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从省里到县里都给各村下达了严格的指令：不允许出现饿死人的事情。浩然，这个年仅28岁的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不仅要带领社员抓农业生产、搞副业经营，还要防范日益严重的偷盗风。在当时的乡村里，粮食还没有完全成熟就开始不断遭到偷盗，不仅损害集体和社员个人的利益，而且产生极为不好的影响，如果不加以有效的制止和控制，任其自由蔓延泛滥，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在偷盗庄稼的人中，不仅有本村的，也有附近邻村的，有些人确因饥饿而不得已而为之，有的人，则并非如此，完全因私心作祟。浩然在这样严酷的现实面前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担子的沉重。他一方面精打细算，尽可能地让社员既吃饱肚子，又使食堂的存粮能够接续到新粮下来；-方面组织下放干部、队干部和可靠的社员日夜看守、巡查，严防偷盗行为。当庄稼收割上场，更是夜夜守护在场院上。
　　
　　在昌乐县东村的许多经历，对浩然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诸如，寡言少语的老保管田敬元，把队里给他的守夜补助粮让给他人，自己偷偷吃野菜充饥。社员们顶风冒雨抢收小麦，刚把付出千辛万苦收获的麦子垛放到场院上，就遇到连阴雨；多亏“阴郁呆滞”的老汉田明先提醒，才发现原以为遮盖很严实的麦垛有些已经漏了雨，社员、干部日夜抢救，避免了已经到嘴边的粮食霉烂在场上的严重后果，不仅保住了国家十多万斤公粮，也保住了全村社员生活的指望，而浩然自己，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职错误，同时由于心灵受到冲击与震撼，真正地“心”入了社会生活。一次因为阴雨，食堂的炭和木柴发生困难，将要被迫断炊，当得知消息的浩然赶到时，食堂的门前已经聚集起许多社员，浩然敏感地觉察到这些人完全相反的态度：有的焦急不安，队长一号召，便积极地把家里的木柴抱来支持食堂开火；有的冷眼旁观，甚至于端来盛粮的家伙，准备分粮散伙；前者多是贫农和下中农，而后者则多是老中农和富农。
　　
　　在下放劳动期间，浩然还曾到昌乐县的高崖、鄌邵、毕都、包庄等地走访。接触到许许多多基层干部和农民社员。浩然的这些经历，使他深一层地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中国农民，认识了文学的使命，使他对农民淳朴、善良、憨直的本性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认识；对农村各种类型的人物在不同境况中，不同的思想心态、行为举止，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和透彻的了解，进一步感受到劳动果实不仅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也不仅是他们赖以生存下去的物质条件，还饱含着他们对美好未来的希望，有着他人难以理解的深厚的感情。在昌乐，浩然获得了他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中的许多场景、意境和人物心态的素材。尤其重要的是，那场亲身经历的、惊心动魄的麦收体验，使得北京郊区那位他熟悉的英雄人物萧永顺有了一个用武的阵地和施展其本领的“载体”，对《艳阳天》的构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水到渠成：文思潮涌，忘我写作，
　　
　　《艳阳天》一卷百万巨量问世
　　
　　1957年，浩然曾在农村遇到一起坏人挑动落后群众抢农业社集体粮食的事件，引起创作这一题材小说的构想，便开始酝酿。1958年，做为中篇初拟了一部分大纲，定名为<真金不怕火炼》，后感到尚不成熟，便暂时搁置。到了1959年，浩然同时构思起两部长篇小说，第一部名为《阳关大道》，写农业合作化初期的两条路线斗争，第二部仍是《真金不怕火炼》，写1957年农村里的风暴。经过一段时间的构思，他觉得，不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生活上，都应当集中精力写好其中的一部，而构思比较成熟的是后者。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把两部小说的素材揉在一起，使之更浓一些，标题亦改为《云火录》，即是这云雨烈火的记录。这部长篇小说计划写20章，约15万字，并支起了整部小说的架子。当时，作家出版社的编辑邢菁子正约请浩然为他们写部长篇，她听了这部小说的构思、写作情况后，给予浩然很多鼓励。由于多种原因，这部小说的创作再一次被搁置。
　　
　　1960年底，浩然从山东昌乐回到北京，经过那难忘的8个月的下放劳动生活，小说的创作思路更为清晰，内容更为丰富，并有了创作的冲动。当时拟定的题目仍为《云火录》，计划在1961年1月下旬开始动笔。《人民文学》的编辑崔道怡听了故事梗概后，给了浩然许多热情的鼓励和中肯的建议，使得浩然的信心更足，下定决心把这部长篇小说写好。此时的浩然，较之以前相比，艺术水平提高了，文字能力增强了，生活积累了，素材丰富了，各方面的条件似乎都已经成熟，只等用笔将孕育在头脑中的故事写在稿纸上。但好事总是多磨的，一个人所企盼的成功，不会轻而易举的获得，而一次较大的成功，则会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和坎坷。在看似一切都万事俱备，水到渠成的情况下，浩然却不能如愿开笔写作。
　　
　　那时，浩然的创作都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虽然天天下决心写这部长篇，也定下了开始的时间，但是客观条件却不允许他照计划行事。要上班，做好本职工作，要搞家务，3个孩子大的不到10岁，小的只有两三岁，家庭生活完全靠妻子一人操劳是不可能的，发表了百余篇短篇小说，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和名声，读者来信不断，各地报刊编辑部更是经常索稿、催稿，到处“欠债”，成为很大的精神负担和压力，有的杂志社只见到浩然给的文章标题，便刊出了预告，各类来访者频频出现在办公室和家中。这一宗宗、一件件的“琐事”，耗费着浩然的精力和时光。浩然就这样一天复一天，一月复一月地在日益严重的焦虑中度过，腹稿仍是腹稿，依然在大脑中继续孕育着。
　　
　　1962年初冬的一天，久未联系的萧也牧来到浩然家，谈过中国青年出版社将要出版他一本选集的事情后，说到长篇的创作问题。萧也牧以十分坚定的语气对浩然说：“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写长篇了，创作出一个代表作。……我认为水到渠成了，要有信心。”萧也牧的鼓励，使浩然更加坚定了决心。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已调到《红旗》杂志社当编辑的浩然终于争取到一段较为集中的时间，12月26日下午来到位于北京西山八大处的作家休养所。
　　
　　一心想着为农村写史、为农民立传的浩然，满怀信心的来到作家休养所，新的困扰却始料未及地出现在面前：中国农村的合作化道路这么长，千头万绪，从何处开始落笔？万语千言，又从哪里说起呢？冥思苦想了两天，不仅没有理出头绪，反而越发担心这来之不易的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白白溜走，与其这样对着稿纸发果，不如回去创作短篇。在犹豫不决中，他给朋友王主玉打电话，述说了自己的苦闷。王主玉对浩然说：捋不出头绪就不要硬写，合作化的道路很长，哪一段最感动、写着顺手，你就把哪一段提出来先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浩然眼前一亮：素材最感动人，写起来最顺手的是那连阴雨天，发动社员抢晒麦子的场景，就先从这里下笔。当浩然再一次面对稿纸，熟悉的生活情景涌现在眼前，并勾起许多联想，把几年间的素材积累全部都调动了起来。从此，紧张的写作生活开始了，作品构想、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如同一股旺泉喷涌而出，源源不断地从浩然的笔下，流泻在稿纸上。浩然不敢更不愿荒废这来之不易的分分秒秒，拼命地在纸上用笔耕作，几乎到了忘我的地步。他每天写作时间达12小时之多，基本上都以万字以上的速度进行，最多的一天完成了1.8万字。1963年元旦的前夕，住在休养所的其他作家早已下山回家过节，而浩然仍然没有中断写作，继续奋笔疾书。因要参加30日晚间中国作协宴请在京会员的聚会，才不得不在当日下午回城，与家人相聚一天后，便在1963年元旦的中午赶回西山继续写作。
　　
　　随着小说的写作进程，构思中原拟的几个人物没有写进去，倒写出了几个临时“跳”出来的人物。浩然的情绪高涨，而且越写越高，他充满信心，要把这部作品创作为第一流的长篇小说。
　　
　　1963年1月9日，浩然完成了小说第一卷的起草工作，共计33章，15万字。从动笔到草出，历时13天。对于草出的初稿，浩然有一个明确的感受：饲养员马老四基本写出来了。浩然用真情实感塑造着这一人物，许多情节都让他动了感情。特别是马老四省下口粮喂社里的小牲口，而自己吃野菜充饥被萧长春发现后，是含着泪水写出这两个人在饲养场感情交流的那段文字的。在以后多次的修改、校对过程中，每接触到这一章节，浩然的心都为之一热。小说发表后的那几年间，浩然收到许多包括日本读者的来信，都肯定了“马老四”的形象和“吃野菜”的章节，都说受到感动。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这一情节的真实描写，不仅使作者本人感动，也感动了千千万万个读者。
　　
　　小说第一卷草毕之时，浩然在内心中对一个人由衷地感谢，这个人便是王主玉。王主玉性格爽朗、热情，当时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尽管与浩然相识不久，但他们已成为要好的朋友。为了使浩然专心致志进行创作，他不仅在精神上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支持，还经常到西山看望浩然，送去急需的物品，并且主动到幼儿园帮助接送浩然的孩子，带孩子去医院看病，甚至到商店购物。对此，浩然觉得，不写出、写好这部书，将对不起这位朋友。
　　
　　1月15日开始，浩然对小说第一卷草稿进行抄改，增添了一些内容，到4月5日，正式地脱出第一稿，交到了作家出版社。这一稿共30章，500字的稿纸用了747页，约计37.35万字。
　　
　　手稿交到了作家出版社，似乎并没有被编辑所看重。被搁置一旁。先是被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人从编辑部的来稿堆里翻出借去阅览，后又在未通知作者的情况下，于夏末秋初之际，交给《收获》杂志社来京组稿的叶以群，并带到千里之外的上海。
　　
　　《收获》杂志社对这部书稿倒是十分重视，刊物负责人之一的叶以群阅读后，当即决定用这部小说替换下原定在《收获》复刊号上刊发的长篇小说。即将复刊的《收获》，容量只有26万字，版面上除了中、短篇小说等内容外，只能发表12万字以内的长篇。为了能全文刊登，编辑部原想增加刊物容量，但此时邮局已经开始了订阅工作，无法进行变更。于是找到浩然，希望做一些删改。大幅度删节自己心血的结晶，浩然有些于心不忍，同时担忧这样处理后，会影响到小说的质量。因此，他感到很为难，几次想打退堂鼓。一方面《收获》杂志社十分热心，一定要刊发，一方面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断然拒绝，浩然只得利用在上海与海燕电影制片厂商讨电影剧本《朝霞红似火》的间隙，忍痛对手稿做了削足适履式的修改，将正面人物爱情方面的线索全部删除，除三两个主要人物外，其他人物的来龙去脉也做了删除。浩然十分担心，如此发表出去，很可能会大大的败坏读者的胃口。《收获》杂志1964年第1期，刊登了经过删节的《艳阳天》第一卷，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这部作品的题目由原来的《云火录》正式更名《艳阳天》。
　　
　　不知是否因为《收获》一复刊就推出了《艳阳天》，并在读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同时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任彦芳等人看过《艳阳天》手稿后，也对其赞不绝口，作家出版社开始对《艳阳天》重视起来，加快了编辑出版工作的进程。此时距浩然将小说手稿交给出版社已近一年了。
　　
　　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浩然于1964年4月2日开始进行修改。这次修改，工作量大，也很艰苦，经历了曲曲折折的过程。顺利的时候，思绪像破了堤的洪水，挡都挡不住，一天就“无中生有”地写出1万多字；碰到难题的时候，一天只能完成一点，还不甚理想。最紧张的时候，连中国作协开理事会，都在思来想去后舍弃，抓紧时间修改稿件。
　　
　　从4月2日至5月13日，浩然对《艳阳天》第一卷手稿进行了两次大的修改；从6月1日到8月10日又对校样进行了三次大改。在这几次修改中，增删了人物，加减了情节，地名由“焦甲坞”改为“东山坞”；大脚焦二菊和韩百仲原本是住在村子两端的两家人，为了使人物丰满，故事有趣，把他俩变成了夫妻；哑巴这个人物，更是初稿中连影子都不曾有的。
　　
　　按照出版社的计划，《艳阳天》第一卷将于1964年8月13日发排。然而，就在发排的前夕，让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浩然所在的《红旗》杂志社给出版社打来电话，要求审稿。这样一来，原定的出版计划就要被全部打乱。幸好是虚惊一场，不知何故，《红旗》杂志社没有审稿，让出版社先行发排了。这以后，浩然对校样又进行了两次修稿工作，9月14日完成最后的修饰，9月16日付型。
　　
　　作家出版社计划在1964年国庆节前印出1万册上市，10月份内印出25万册平装，2千册精装。为了省工快速，将第一卷分成了上下两册印刷装订。不仅如此，为了能按时完成计划，在上机器前的3日内，出版社校对、出版两个科室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到工厂去加班。《艳阳天》第一卷于1964年9月17日印刷厂上机器，9月29日下午出书，将以完整的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样的排印速度，在当时来讲算是相当快的。
　　
　　尽管当时《艳阳天》第一卷的印量很大，但仍有供不应求之势。出版社在三个月后，也就是1964年年底时通知浩然：除了已印出和将要印的普及本之外，还要再加印50万册。这样，《艳阳天》第一卷将印刷发行近百万册。
　　
　　为适应农村读者的需要，根据出版社的要求，浩然于1965年3月13日开始，只用了4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艳阳天》缩写本即农村版的编改。尽管缩写本的修改进行的还算顺利，并且以前也曾经历过为《收获》杂志进行删节，但在缩改过程中，浩然仍常常感到如同割自己身上的“肉”，太疼了。为了读者，特别是为了农民读者，他只能做出“牺牲”，咬牙“割”下去！1965年10月，《艳阳天》第一卷农村版出版发行，第一次印刷就达40万册；1966年3月，第二次印刷10.7万册。
　　
　　《艳阳天》第一卷的出版发行，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但在评论界却没有引起“轰动”。浩然在1965年6月13日写给挚友杨啸的信中表达了对此现象的看法：“我的作品，过去没有‘轰动’过，以后也不会。我看透了，也想通了。过去曾因没有得到表面上的‘轰动’，没有太多的评论恼过——这一点你了解——现在想来，实在太幼稚了。从《北京街头》到《艳阳天》的出版，我看到另一种‘轰动’。这种‘轰动’没有形成文字，也没有印在报刊上，但是它挂在许多读者的嘴上，留在许多读者心里。这是无声无息的，但是实实在在的‘轰动’。我们以后的创作活动，应当追求后者，而轻视前者。”
　　
　　许多读者给浩然写信，希望他尽快完成全书的创作。农民出身的浩然，写作目的单一而明确，对读者的意愿十分注重。文艺界的某些“权威人士”并不真正了解浩然，一直认为他毕业于某大学中文系，是通过采访得到素材写出的作品。在一次与浩然专门会面时，权威们一方面代表读者感谢他写出了《艳阳天》这样的好作品，一方面要求他不要急于往下创作，先放下笔到农村搞“四清”；说读者越急着往下看，就越要沉住气，这样既可以把读者的胃口吊得更高，也可以使他们更加珍惜、更觉得香甜。读者的愿望与权威的意见发生了矛盾，这使浩然感到有些意外。他很快便决定了取舍——服从大多数读者的意愿，尽快完成《艳阳天》全书的创作。
　　
　　艰难历程：呕心沥血，曲折坎坷，
　　
　　《艳阳天》三年成就百万言
　　
　　1964年10月11日，浩然经过短时间的读书、休整之后，开始了第二卷的起草工作，到1 1月18日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草完一稿。此后因参加北京市文联为期4个月的整风运动，第二卷的修改工作暂时搁置。
　　
　　1965年3月6日至7月17日，浩然对《艳阳天》第二卷手稿进行了五次大的抄改。
　　
　　第二卷的修改出版过程并不顺畅。《艳阳天》第一卷出版发行后，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是显而易见的，奇怪的是，出版社在收到第二卷的书稿后，使人明显感到他们对《艳阳天》的热度降低了，不再像以往那么迫切，这让浩然很是费解。出版社在与浩然多次交谈修改意见时，既缺乏热情，也极少鼓励，给人一种前怕狼后怕虎，又想吃鱼，又怕刺儿扎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浩然的情绪，使他产生了担心：在这种状态下写出的作品，它的质量将会是怎样的；顾虑多端，觉着怎么写都会使某些人有意见，自己似乎不能做主。
　　
　　社会上对《艳阳天》第二卷的写作还是比较重视的。校样出来后，朝阳区文化馆召开读者座谈会，北京市文联机关召开有关人员座谈会，对第二卷校样进行了座谈。
　　
　　9月9日，浩然开始动手修改第二卷校样。刚开始时情绪不是很高，两天过后，“劲头”一下子来了，用浩然自己的话说：“情绪之高涨，精神之充沛，思路之宽阔，是西山最高潮期所不能相比的。”浩然紧紧抓住这个灵感之神不放手，“大改、狠删、猛加——笔尖着了火，稿纸在我的手下燃烧起来了。”这次修改，仅新增写的就有10章，工程可谓巨大。到9月29日，书稿修改完成，可作为第二卷出版。这20天，浩然感到“是在十分艰难中度过的，是在拼着性命搞创作。”“从五官到内脏，无一处不是伤痕累累。”
　　
　　在结构第二卷时，浩然曾考虑将二、三卷合二为一，这样事件可以集中，写起来方便，也免得这部小说的写作时间过长，而影响其它作品的创作。但在第二卷的起草、修改过程中，随着新内容的不断充实，最后还是决定分为两卷。因此，当第二卷定稿时，第三卷已经有了雏形，写出了草稿。浩然预感到第三卷的修改工程仍将是巨大的，只要灵感之神依然停留在他的身边，就一定可以改出来，而且可以改好。
　　
　　自1965年10月5日开始，到11月16日，浩然对《艳阳天》第三卷进行了两次抄改。将稿子交给出版社后，他便赶到京郊怀柔县参加“四清”运动。过后不久，浩然对第二卷的校样又进行两次修改，第三卷也由出版社终审完毕，12月22日，浩然将第三卷修改完毕。一部把众多人物、故事和情节，都融汇到从麦子黄梢到打罢场、入库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表现出来，在形式上也有突破创新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基本完工。
　　
　　从1962年12月26日动笔写《艳阳天》，至1965年12月22日将第三卷修改完毕，恰巧是整整3年。在这部120万字的巨著竣工之时，浩然深深感慨道：“可以说，3年中间，我没有一天不是在苦干中，120多万字的艰巨工程，总算初步完竣了！ 《艳阳天》，会作为我一生中一件重大的事件记录下来。”工程确实是艰巨的，仅就47万字的第一卷而言，从草稿到打印出校样，大的誊写修改5次以上，书写汉字达200余万个。
　　
　　《收获》杂志社自1965年底开始，就三番五次打电话、发电报，向浩然催要第三卷。浩然原打算与出版社交换完意见，修改后再由《收获》发表，但经不住杂志社的一再坚持，只得答应他们的要求。《收获》1966年第2期刊载了《艳阳天》第三卷。这次刊载又不是“全貌”，出版社怕影响出书，不同意刊物分两期发，因此只刊载了二分之一强的内容。无巧不成书的是，《艳阳天》第一卷发表在《收获》1964年的复刊号上，而第三卷则发表在《收获》1966年3月25日出版的停刊号上，这一天又恰巧是浩然34岁的生日。
　　
　　1966年1月，浩然对《艳阳天》第三卷校样做了最后一次的修订。
　　
　　1966年3月，《艳阳天》第二卷出版，印刷15.5万册。3月3日浩然看到样书时，在欣喜之余，感到与第一卷相比书价明显偏高，忧虑许多读者买不起。当同年4月份第二次印刷，加印了20万册时，价格从每册2.15元降至了1.45元，才使浩然消除了担忧。
　　
　　1966年5月，《艳阳天》第三卷出版，原计划在6月15日左右送达新华书店出售，却没有如期出现在书店的货架上，浩然直到当年的10月25日才在出版社第一次看到它，并拿回两册样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印刷厂虽已印刷、装订完毕，出版社却没敢公开发行。浩然为防不测，使三卷本《艳阳天》能够完整地保存于世，便将其中一册交给挚友杨啸，托他带到内蒙代为保管。1967年1月，浩然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连续3个月的审查、批判及检讨。3月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经过两次严格的审查，认为《艳阳天》没有政治问题，决定发行第三卷，并派人到北京市文联征询意见。文联一李姓女造反派接待了出版社的来访者。此后不久，不仅《艳阳天》第三卷没有发行，第一、二卷也在北京各新华书店下架，所有售货员对询问者的答复均为：“书没有问题，但作者有政治问题。”就这样，已经印刷好的15余万册《艳阳天》第三卷，一直堆放在出版社的仓库中沉睡。因保管不善，虫吃鼠咬、水浸发霉，破损十分严重。20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中央开始抓文艺创作和出版工作。1971年5月，《艳阳天》通过审查解禁，第三卷从沉睡中被唤醒，三卷本《艳阳天》完整面世。
　　
　　源于生活：真情实感，艺术再现，《艳阳天》风风雨雨五十载
　　
　　《艳阳天》之所以拥有众多读者，得到社会多方面的关注与重视，除了有浩然的艺术功底、写作技巧等方面的因素外，还在于书中所描写的人与事，都来源于生活，都是他耳闻目睹，甚至亲身经历而非常熟知的。
　　
　　许多读者都认为书中的主人公萧长春就是京郊顺义县焦庄户的萧永顺，以至于一些受了感动的读者给他写信，还有的专门跑去访问他。其实，这个当时与浩然有着九年密切交往，既是良师又是益友的萧永顺，只是在结构这部长篇小说以及写初稿的阶段，萧长春这个人物的具体原型。他小时候给地主放过猪，讨过饭，当过民兵，后来又参加解放军；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以一个荣誉军人的身份，回到故乡，带领本村的贫苦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成为全县的一面红旗。为了丰富、深化、塑造好这一个“萧长春”，浩然几乎把他十几年在农村所熟悉的党支部书记、基层干部及荣转军人都调动起来：从这个人想到那个人，由那个人想到这个人，把这些人跟萧永顺“融化”在一起，使得萧长春这个人物形象在心目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具体，以至成了一个真实的人，使浩然完全相信了他，感到这个人就出现在自己的眼前，必须马上用笔表现出来。随着作品起草、修改，到作品完成，故事情节都不是萧永顺一个人的了，只是还保留着他的精神、气质、个性特征等。浩然是用真心、用实情来书写萧长春的，他在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表述的：“我塑造萧长春这个形象，不仅比较了解，而且是带着叙述最亲的人那种抑制不住的强烈感情。写到主人公为胜利高兴的时候，我面对稿纸放怀大笑，写到他那唯一的儿子被敌人杀害的时候，我的泪水湿透了稿纸……”
　　
　　《艳阳天》中所描述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曾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或发生过。诸如：马之悦的原型是河北省蓟县（现属天津市）的一个真实人物；小石头被地主所害，来源于当时内参上的一个典型案例；萧长春那个老少三代“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的家庭，取材于山东省昌乐县东村的房东及北京市房山县的一家普通农户；广大社员抵制土地分红，发生在河北省三河县；阶级异己分子企图篡夺基层的领导权，进行破坏和捣乱，发生在河北省蓟县（现属天津市），坏人煽动一些落后群众哄抢农业社的粮食，发生在北京市顺义县；1953年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粮食贩子勾结一些自私自利的农民闹粮荒，破坏统购统销，以及1955年春天，一些富裕中农拉牲口退社等等这类的事件，有的地方在1957年又重复发生了，有的则变更了形式-书中所描述的众多有关麦收的情节，更是浩然在山东省昌乐东村的亲身经历。
　　
　　在创作《艳阳天》的3年中，浩然间作套种，收获颇丰：执笔创作了《朝霞红似火》《艳阳天》《老支书高松山》3.部电影文学剧本。校订出版了小说集《杏花雨》《老支书的传闻》，儿童文学集《“小管家”任少正》《翠绿色的夏天》《翠泉》，散文集《北京街头》；选集《彩霞集》7部著作。编写了连环画脚本《小河流水》《水车叮咚响》。起草，修改了包括<幸福源》《丁香》《前进旅馆》《树上鸟儿叫》《大肚子蝈蝈》《半斤芝麻》《“小管家”任少正》《爱美的小姑娘》在内的近百篇短篇小说、儿童文学、散文等作品。
　　
　　作为这部著作诞生的题外话还有一点，那就是它的稿费。<艳阳天》的印量，即使是在当年，也可以说是很大的。那个时候，浩然的生活并不宽裕：全家6口人，全靠他一人的收入生活，仍在农村的岳父母等亲属也需要他的经济支持；经常生活在农村，与许多社员和基层干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关系密切，对他们生活上的困难，浩然总是慷慨解囊，甚至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农村和文艺界的朋友更是常来常往、络绎不绝，待人诚恳、真挚的他，总是热情款待，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浩然在此之前出版过11部小说集，但他并没有得到多少稿酬：在“大跃进”前后，许多作家提出为革命写作少要稿费、不要稿费，稿费的标准一降再降。浩然的行政级别早在1956年就调升到18级，这之后，有多次调级的机会，他都以自己有稿费，比其他同志收入多为由，将机会让给了他人，直到“文革”结束，他仍然是行政18级。在如此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浩然将《艳阳天》第一、二卷的稿费全部缴纳了党费，由出版社按照浩然的要求直接划转给党组织。虽然第三卷在1966年5月已经印刷装订完毕，因“文革”开始，出版社没有发行，也就没有支付稿费。
　　
　　关于《艳阳天》的稿费，在坊间有过许多传闻，“文革”最热闹的时期还发生了一段有趣的小插曲：一群工人造反派到文联机关内“革命”，其中一人上前揪住了浩然说，《艳阳天》发行量巨大，你拿了大笔的稿费，今天要批斗你这个“稿费资本家”。年轻气盛的浩然反手也抓住了对方，告诉他，那些稿费一分没留，全部缴纳了党费。在场的文联知情人立即证实了这件事，使得那些造反派不仅深感意外，而且十分狼狈。
　　
　　从《艳阳天》第一卷问世，到明年整整50年。近些年，这部浩然的重要代表作仍在不断地被印行，依然拥有着读者，其生命力可见一斑。作为一部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艺术品，在未来的岁月里，相信它还会继续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