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调小说理论和《喧哗与骚动》
班吉身边。这个画面里的凯蒂比较复杂，作为母亲和姐姐的形象弱化了，更加鲜明的是一个沉浸在爱情中的女性形象，凯蒂对达尔顿·艾密司充满着炽热的爱情，而对此敏感而清醒地认识到并深受刺激的，就是昆丁。
昆丁和凯蒂存在着一种不正常的感情，这并非昆丁的一厢情愿，只是昆丁在这种感情中陷得更深而已。兄妹俩在一个不正常的家庭里长大，康普生夫妇都没尽到做父母的职责，他们生活在一个冷冰冰的缺少爱的家庭，兄妹俩从小又特别要好，这使他们萌发乱伦的感情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凯蒂选择了从外面寻找异性来填补青春期在情爱上的需要，相形之下，昆丁则不仅十分懦弱，而且还缺乏吸引异性的魅力，所以他始终沉溺在与妹妹的“罪恶的”感情里不能自拔。
读者从昆丁那充满嫉妒和痛苦的眼睛里看到的凯蒂，是一个既充满女性的魅力，散发着女性的原罪的诱惑（既是诱惑者又是被诱惑者），同时又充满母性的富于牺牲精神的形象。
昆丁的视野一方面印证了班吉的视野（凯蒂的善良和母性的光辉），另一方面又补充和完善了凯蒂作为一个青春少女的形象（凯蒂的女性的魅力）。
杰生意识里之所以出现凯蒂，并非因为他对凯蒂充满感情，而是他念念不忘丢掉的那个从来就没属于过他的银行差事，他为此一辈子都耿耿于怀，小昆丁因而成了他的肉中刺、眼中钉。所以，杰生视野中的凯蒂，除了与前面相呼应的为他人着想、富有牺牲精神外，还有对杰生的恨，实际上是对自私自利的“恶”的仇恨。这里的凯蒂是一个具有鲜明爱憎的形象。
杰生虽然仇视小昆丁，但是又害怕凯蒂带走小昆丁，这样他就会失去勒索她的机会，所以他用极其恶毒的方式提醒凯蒂，小昆丁和她生活在一起很容易堕落。
她说，“如果你想法子让母亲把昆丁还给我，我就给你一千块钱。”
“你根本拿不出一千块，”我说，“我知道你就是在说瞎话。”
“有，我有。我会有的。我可以弄到的。”
“我可知道你是怎么去弄的，”我说，“就是用弄出小昆丁来的那种办法。等到她变成了一个大姑娘——”这时候我以为她真的要打我了，但接着我又搞不清楚她到底要干什么了。有一瞬间，她好象一只发条拧得太紧眼看就要崩成碎片的玩具。
“噢，我真是疯了，”她说，“我是癫狂了。我带不走她。你们抚养她吧。我想到哪儿去了。杰生，”她说……
凯蒂有了自己的孩子，成了真正的母亲，可不得不放弃做母亲的权利。凯蒂的母性就是通过她在这种权利受到杰生的刻毒讥诮时的狂怒反应表现出来的，她之所以克制了自己的愤怒，是因为她想到小昆丁和她生活在一起确实不好，会使孩子变坏。她放弃把小昆丁带在身边的这个念头，这从杰生的角度又一次展示了凯蒂作为母亲的牺牲精神。
凯蒂是《喧哗骚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她不是通过作者的直接叙述，而是通过几个主人公－叙述人的对位叙述展现出来的。复调思维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关注同时并存的时空，关注所发生的多方面的矛盾。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强调思想之间的对位以及通过紧张对话的方式来描绘或展现思想之间的冲突，那么在福克纳笔下，“折磨人的”各种思想被主人公－叙述人对凯蒂的描绘以及对凯蒂的各自不同的评价所取代，而这同样符合巴赫金提出的复调小说的对位特征。
不仅如此，我们在一些特别微小的细节上也可看出《喧哗与骚动》的对位结构。班吉叙述过勒斯特欺负人的一个细节，在第四章里，这个细节后来又被作者叙述了一遍。
⑴ 班吉的叙述：
勒斯特一挥手把花儿打飞了。“在杰克逊，只要你一叫唤，他们就这样对付你。”
我想把花儿捡起来。勒斯特先捡走了，花儿不知到哪儿去了。我哭了起来。
“哭呀。”勒斯特说。“你倒是哭呀。你得有个因头哭。好吧，给你个因头。凯蒂。”他悄声说。“凯蒂。你哭呀。凯蒂。”
⑵ 作者的叙述
“你给我住嘴行不行？”勒斯特说，“你快给我住嘴行不行？”他摇晃班的胳膊。班攥紧了栅栏，不停地嘎声嚎叫。“你住嘴不住嘴？”勒斯特说，“到底住嘴不住嘴？”班呆呆地透过栅栏朝外张望。“那好吧，”勒斯特说，“我给个理由让你叫。”他扭过头朝屋子的方向看了一眼，接着便轻声说：“凯蒂！你现在吼吧。凯蒂！凯蒂！凯蒂！”
细节重复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法之一，这种手法上至荷马史诗下至当代作品，各个时代、各个流派的作家都经常运用。譬如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关于皮埃尔·别祖霍夫的笨拙和粗心的重复描写，关于玛丽娅·博尔孔斯卡娅的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的重复描写。这样的细节重复确实是前后呼应的，说它们具有“对位”的特征也无不可，但我们不能说它们也具有复调小说式的对位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几乎没有类似上例的细节重复，但作品完全是对位的。对位性是复调小说的本质特征之一。但判断一部小说是否存在对位结构，关键不在细节上，而是在不同主人公思想上的，或者对客观事物评价上的，或者对待真理的态度上的彼此呼应，所以细节的重复和呼应只对对位结构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在上举例子中就是为展现不同叙述人视野中的凯蒂形象服务的，准确地讲，从这样的细节呼应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叙述人对凯蒂所持的相似或相异的价值立场。我们说托尔斯泰笔下的细节重复和呼应不具备复调小说的对位特征，原因在于它们都被纳入了作者的统一的意识视野中，是由作者－叙述人一个人描述出来的，是为作者一个人的声音服务的，而在福克纳的笔下，相同或相似的“细节”出现在包括作者兼叙述人在内的不同的人物意识中；在前者那里只有作者一
在《喧哗与骚动》中，细节上对位的例子不胜枚举，它们为四种不同的“声音”叙述相同的主题和人物，为“声音”之间的彼此呼应和对位，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n 《复调小说理论和《喧哗与骚动》(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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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丁和凯蒂存在着一种不正常的感情，这并非昆丁的一厢情愿，只是昆丁在这种感情中陷得更深而已。兄妹俩在一个不正常的家庭里长大，康普生夫妇都没尽到做父母的职责，他们生活在一个冷冰冰的缺少爱的家庭，兄妹俩从小又特别要好，这使他们萌发乱伦的感情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凯蒂选择了从外面寻找异性来填补青春期在情爱上的需要，相形之下，昆丁则不仅十分懦弱，而且还缺乏吸引异性的魅力，所以他始终沉溺在与妹妹的“罪恶的”感情里不能自拔。
读者从昆丁那充满嫉妒和痛苦的眼睛里看到的凯蒂，是一个既充满女性的魅力，散发着女性的原罪的诱惑（既是诱惑者又是被诱惑者），同时又充满母性的富于牺牲精神的形象。
昆丁的视野一方面印证了班吉的视野（凯蒂的善良和母性的光辉），另一方面又补充和完善了凯蒂作为一个青春少女的形象（凯蒂的女性的魅力）。
杰生意识里之所以出现凯蒂，并非因为他对凯蒂充满感情，而是他念念不忘丢掉的那个从来就没属于过他的银行差事，他为此一辈子都耿耿于怀，小昆丁因而成了他的肉中刺、眼中钉。所以，杰生视野中的凯蒂，除了与前面相呼应的为他人着想、富有牺牲精神外，还有对杰生的恨，实际上是对自私自利的“恶”的仇恨。这里的凯蒂是一个具有鲜明爱憎的形象。
杰生虽然仇视小昆丁，但是又害怕凯蒂带走小昆丁，这样他就会失去勒索她的机会，所以他用极其恶毒的方式提醒凯蒂，小昆丁和她生活在一起很容易堕落。
她说，“如果你想法子让母亲把昆丁还给我，我就给你一千块钱。”
“你根本拿不出一千块，”我说，“我知道你就是在说瞎话。”
“有，我有。我会有的。我可以弄到的。”
“我可知道你是怎么去弄的，”我说，“就是用弄出小昆丁来的那种办法。等到她变成了一个大姑娘——”这时候我以为她真的要打我了，但接着我又搞不清楚她到底要干什么了。有一瞬间，她好象一只发条拧得太紧眼看就要崩成碎片的玩具。
“噢，我真是疯了，”她说，“我是癫狂了。我带不走她。你们抚养她吧。我想到哪儿去了。杰生，”她说……
凯蒂有了自己的孩子，成了真正的母亲，可不得不放弃做母亲的权利。凯蒂的母性就是通过她在这种权利受到杰生的刻毒讥诮时的狂怒反应表现出来的，她之所以克制了自己的愤怒，是因为她想到小昆丁和她生活在一起确实不好，会使孩子变坏。她放弃把小昆丁带在身边的这个念头，这从杰生的角度又一次展示了凯蒂作为母亲的牺牲精神。
凯蒂是《喧哗骚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她不是通过作者的直接叙述，而是通过几个主人公－叙述人的对位叙述展现出来的。复调思维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关注同时并存的时空，关注所发生的多方面的矛盾。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强调思想之间的对位以及通过紧张对话的方式来描绘或展现思想之间的冲突，那么在福克纳笔下，“折磨人的”各种思想被主人公－叙述人对凯蒂的描绘以及对凯蒂的各自不同的评价所取代，而这同样符合巴赫金提出的复调小说的对位特征。
不仅如此，我们在一些特别微小的细节上也可看出《喧哗与骚动》的对位结构。班吉叙述过勒斯特欺负人的一个细节，在第四章里，这个细节后来又被作者叙述了一遍。
⑴ 班吉的叙述：
勒斯特一挥手把花儿打飞了。“在杰克逊，只要你一叫唤，他们就这样对付你。”
我想把花儿捡起来。勒斯特先捡走了，花儿不知到哪儿去了。我哭了起来。
“哭呀。”勒斯特说。“你倒是哭呀。你得有个因头哭。好吧，给你个因头。凯蒂。”他悄声说。“凯蒂。你哭呀。凯蒂。”
⑵ 作者的叙述
“你给我住嘴行不行？”勒斯特说，“你快给我住嘴行不行？”他摇晃班的胳膊。班攥紧了栅栏，不停地嘎声嚎叫。“你住嘴不住嘴？”勒斯特说，“到底住嘴不住嘴？”班呆呆地透过栅栏朝外张望。“那好吧，”勒斯特说，“我给个理由让你叫。”他扭过头朝屋子的方向看了一眼，接着便轻声说：“凯蒂！你现在吼吧。凯蒂！凯蒂！凯蒂！”
细节重复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法之一，这种手法上至荷马史诗下至当代作品，各个时代、各个流派的作家都经常运用。譬如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关于皮埃尔·别祖霍夫的笨拙和粗心的重复描写，关于玛丽娅·博尔孔斯卡娅的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的重复描写。这样的细节重复确实是前后呼应的，说它们具有“对位”的特征也无不可，但我们不能说它们也具有复调小说式的对位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几乎没有类似上例的细节重复，但作品完全是对位的。对位性是复调小说的本质特征之一。但判断一部小说是否存在对位结构，关键不在细节上，而是在不同主人公思想上的，或者对客观事物评价上的，或者对待真理的态度上的彼此呼应，所以细节的重复和呼应只对对位结构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在上举例子中就是为展现不同叙述人视野中的凯蒂形象服务的，准确地讲，从这样的细节呼应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叙述人对凯蒂所持的相似或相异的价值立场。我们说托尔斯泰笔下的细节重复和呼应不具备复调小说的对位特征，原因在于它们都被纳入了作者的统一的意识视野中，是由作者－叙述人一个人描述出来的，是为作者一个人的声音服务的，而在福克纳的笔下，相同或相似的“细节”出现在包括作者兼叙述人在内的不同的人物意识中；在前者那里只有作者一
个人意识到了某个“细节”，在后者那里这个“细节”不同的人物都能清晰地意识到。
在《喧哗与骚动》中，细节上对位的例子不胜枚举，它们为四种不同的“声音”叙述相同的主题和人物，为“声音”之间的彼此呼应和对位，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n 《复调小说理论和《喧哗与骚动》(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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